（二）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本书构建了加总和分行业的人民币增加值有效汇率。本书的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可以基于加总的人民币增加值有效汇率和分行业的人民币增加值有效汇率两方面加以总结。

从重估加总的人民币增加值有效汇率视角看，本书得出以下观点。

第一，传统有效汇率可能高估人民币对外竞争力。人民币增加值有效汇率在本书样本期内（1999—2016年）的升值幅度高于传统有效汇率。在样本期内，人民币被低估了大约8到12个百分点。换言之，基于增加值数据调整有效汇率权重后，人民币的升值幅度显著提升。

第二，贸易伙伴的相对重要性变化影响汇率冲击的结果。有效汇率差异来源主要是美欧权重调升和东亚国家和地区权重调降，这一变化对理解对外竞争力变化和外部贬值冲击影响十分重要。当欧美国家货币贬值时（如出现金融危机），人民币增加值有效汇率升值幅度将高于传统有效汇率的升值幅度，传统有效汇率低估了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当东亚地区经济体货币集体贬值时，重估后的人民币增加值有效汇率升值幅度将低于传统有效汇率的升值幅度，传统有效汇率高估了人民币的升值幅度。

本书模拟了三种外币贬值的情形，即欧美国家和东亚地区经济体货币分别贬值10 %、20 %和40 %的情形。控制其他条件，在上述三种情形下，传统有效汇率和重估后的增加值有效汇率产生了差异。传统有效汇率在欧美国家货币贬值时将使人民币升值幅度分别被低估0.63、1.25和2.49个百分点，在东亚地区经济体货币贬值时分别被高估0.81、1.59和3.08个百分点。当前，汇率改革正在进一步深化，经济政策应进一步关注增加值有效汇率带来的权重变动和重估后的人民币有效汇率带来的变动。

第三，增加值有效汇率的竞争力分解与传统有效汇率并不相同。本书首次在文献中比较了传统有效汇率和增加值有效汇率在进口竞争、出口直接竞争和出口第三方竞争权重上的差异。从竞争力分解看，中国在出口市场面临的来自当地企业的竞争压力最大，在第三方市场面临的别国竞争压力次之，在国内市场面临的别国竞争压力最小，这一竞争压力情形与传统有效汇率的分解有显著不同。

从权重的国别分解情况看，不同国家与中国的竞争关系不同。对中美的竞争关系而言，两国的出口竞争主要源于在美国市场的直接竞争，这与欧元区国家的情形有所不同。中国在欧元区进口竞争和第三方市场竞争的压力均大于美国，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在国内面临来自欧元区国家的压力要大于来自美国的压力。这一进口竞争压力在东亚国家中体现得更加明显，中国大陆市场上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企业的竞争压力均大于中国企业在三个市场上给当地企业施加的压力。

进一步比较传统有效汇率和增加值有效汇率在进口竞争、出口直接竞争和出口第三方竞争权重上的差异可以发现，相比传统有效汇率，增加值有效汇率权重中出口直接竞争的权重显著上升，从原来的占比1/4上升至1/2，这一权重的上升主要对应出口第三方竞争权重的下降，出口第三方竞争权重的占比从原来的1/3下降至1/10，进口竞争的权重也有小幅下降。这意味着在考虑增加值贸易的影响后，人民币相对某国货币的升值，将显著削弱中国产品在该国市场上与该国产品的竞争力，但对中国产品与该国产品在第三方市场上竞争力的削弱要比使用传统有效汇率衡量时更少。从而，重估后基于增加值的有效汇率改变了以传统有效汇率衡量的各国之间因币值变动而产生的对外竞争力关系。

从重估分行业的人民币增加值有效汇率视角看，本书得出以下观点。

第一，测算和研究不可贸易品的有效汇率必要性显著上升。主要是由于不可贸易品正在变得可贸易，这一过程有三种不同的渠道：一是国际收支项下的服务贸易，也就是传统测算中考虑的服务贸易；二是通过境外附属机构实现的服务贸易（附属机构服务贸易， FATS），即在境外建立商业机构为非本国消费者提供服务，分为内向FATS（进口）和外向FATS（出口）；三是附着在可贸易产品上的服务，具体在本书第五章第一节进一步阐述。

第二，可贸易品行业和不可贸易品行业有效汇率之间以及内部均存在异质性。研究表明，不同行业的人民币增加值有效汇率呈现不同的趋势，行业之间升值水平差异最高可达47 %。这种差异性不仅存在于可贸易行业和不可贸易行业之间，在可贸易行业内部和不可贸易行业内部也存在。特别是伴随服务贸易跨境流动及“贸易 -投资 -服务”三位一体格局的形成，传统被视为不可贸易的行业将会在外部竞争中遭遇更大的汇率冲击，构建和评估不可贸易行业有效汇率的重要性上升。

第三，拓展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研究中分析可贸易品中不可贸易品作用的文献。本书发现，在第三产业中，与产品流通和运输相关的行业升值幅度较高，平均值和中值接近甚至超过第二产业升值水平。上述观察同汇率决定和“巴拉萨 -萨缪尔森效应”研究中分析可贸易品中不可贸易品作用的文献有内在一致性。例如，在对新兴经济体的研究中，Devereux考虑了服务可贸易品运输的物流部门，通过建立动态模型，研究发现东亚地区物流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会抑制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抑制东亚国家的实际汇率升值（Devereux, 1999）。在对高收入经济体的研究中，MacDonald和Ricci分析了主要OECD国家的情况，他们发现物流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会带来实际汇率的升值（MacDonald, Ricci, 2005）。但是，在这两篇文献的分析中，由于不能将附着在产品上的服务区分出来，因此采用劳动生产率作为替代。而本书通过对全口径分行业人民币增加值有效汇率的测算，可以直接得出包括产品流通、运输在内的不可贸易品部门有效汇率升值将直接推高总体人民币有效汇率水平的结论。这一发现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在汇率决定中的作用以及分析拓展“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本书结论对中国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一方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国将会进一步开放和发展服务业，传统的相对不可贸易部门将面临更多外部竞争和冲击，因此有效汇率需要关注服务业。本书构建服务业领域的有效汇率将有助于更好地衡量中国的外部竞争力。另一方面，在垂直分工的行业环境下，传统有效汇率在测算权重时选取了加总贸易流，得出的权重是有偏的。根据本书基于增加值的贸易流的测算，传统有效汇率在样本期显著低估了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升值水平，从而高估了人民币的对外竞争力。特别是在面临极端性外部冲击时，仅使用传统有效汇率会因冲击来源地区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偏误。因此，在分析中国对外竞争力和汇率冲击变动时，有必要同时考虑重估后的基于增加值的有效汇率，以便全面分析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