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企业改革40年来产值、效益和效率的变化及原因

1.3.1　产值增长趋势及其原因

中国的经济增长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奇迹，其中工业企业的增长对促进经济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图1.10表明，按可比价格计算，工业产值在40年内增加了50多倍。

从图1.10可见，中国的工业生产的增长在1992年之后出现了明显加速。以1992年为基本分界，改革前半期的14年，工业产值大约增长了4倍多，而在改革的中期的10年，至2002年，工业产值增长了10多倍，开始提速。最近的14年，即2002—2016年，工业产值相对1978年则增长了50多倍，表明这一时期的增长明显的加速递增。

注：可比指数，1978年为1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年）。具体数据参见本章附表4。

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在哪里？

为了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40年的企业发展史，我们有必要对改革开放之前的那段历史做一个简单回顾。考察1949—1978年的企业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工业领域，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的发展轨迹。从1949年来看，工业领域中大约70%—80%的企业都是非国有企业，经过公私合营等社会主义改造，至1958年，国有企业的比重上升到约90%。从非国有主导地位转变为国有主导地位的这一过程，前后约持续了不到10年的时间，我们就以大规模的疾风暴雨般的运动完成了所有制的根本转变。从图1.11中可以看到这个国有化的过程，曲线的正常持续在1957—1958年那段时期被忽然打断，表明现实中企业以一种突变的方式完成了国有化的转变。

注：（1）1998年以后国有企业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图中曲线的异常表现是由于2000年统计口径的变化，此前比重计算中的分母为全部工业总产值，此后分母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为年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

（2）数据覆盖时期为1949—2016年，但软件做图时由于横轴采取按单数年份标识，因此未列出双数年份。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从1958年至1978年约20年间，虽然仍有少量的非国有企业的存在，但是那些都还是集体企业。中国经济在单一的公有制下缓慢地发展，人们曾经忍受饥荒，节衣缩食，艰苦奋斗，为的就是能够实现理想的目标。然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使这个目标似乎越来越远离我们，而贫穷和落后却像摆脱不掉的阴影始终伴随。直到改革开放，人们才骤然发现，我们的体制有问题，只有改革才是唯一出路。

1978年是改革的元年，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开始发生巨大的转变。从图1.11可以看到，从1978年开始，国有企业的比重不断下降，非国有企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在1992年间，非国有的比重开始超过了国有的比重。此后，非国有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其比重持续上升，直至2016年，工业领域的非国有企业的比重大约达到80%。与1957—1958年间的激进国有化过程不同的是，非国有化基本上是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在发展，曲线一直在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延伸，只是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才导致了2000年的某种断裂式的变化。

实际上，2000年之后，工业领域的非国有比重比图中显示的比重更高，由于200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改变了统计口径，不再公布全部企业的工业产值，而只公布规模以上企业的总产值，这就排除了大量小企业，而大量的小企业恰恰是非国有企业的主体，因而明显降低了非国有企业在总量中的比重。所以，表现在图中，从2000年开始，国有比重忽然有了较大幅度提高，接近并略低于非国有企业的比重，这是调整统计口径的明显结果。如果仍然保持原先的统计口径，不会有如此明显的变化。然而，即使调整了统计口径，从规模以上企业的发展趋势来看，国有企业比重仍在不断下降，而非国有比重仍在持续上升。这样的发展趋势仅仅经过了一个小小的曲折，便又按照持续自发的力量向前发展了。

与1955—1958年间的激进的国有化比较，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持续了较长的时期，从1978年至2016年，经过大约40年基本上实现了占70%—80%的地位。这是一个缓慢的自发的渐进过程，不是依靠国家直接的运动式的推动，而是在国家放开市场的大政策下，依靠民营企业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在不断受到种种遏制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这40年的发展与1958—1978年的20年发展相比较，远远超过了上一个20年。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中国奇迹的出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都是伴随着这个重大的制度变化而来的，这种鲜明对照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增长的根本来源。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市场化和民营企业，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增长奇迹。

1.3.2　利润增长及其原因

经济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企业产出的迅速增长，还必然体现在企业效益的增长。因此，利润的增长往往是反映社会财富增长的基本标志。图1.12提供了改革前期的20年的企业利润变化趋势。可以看到，在前20年期间，国有企业的利润只是在1978—1988年期间有稳定的缓慢增长，而后来的10年则表现为大起大落。1994年以前，全部企业的利润波动幅度与国企利润的波动幅度较为相似，这很可能反映了整体经济波动的变化。但1994年以后，国企出现大幅度的利润下降，全部企业的利润增长幅度明显地高于国企。很显然，在这个阶段，几种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竞争激烈，导致国企在竞争中大面积失利，而其他企业则仍然能保持效益不变或上升，这表明经济中显然存在着不同于国企的其他增长来源，在国企逐渐衰落的过程中，正是这些民间企业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出新的价值源泉，确保了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1998年以来的数据由于统计口径有所变化，与1998年之前的数据缺乏可比性。因此，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新分类，即以国有控股，私营和外资这三类企业为基础，来进行比较。图1.13提供了这三种类型企业的利润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年）。

1998年以后，利润增长的态势与此前阶段有着明显不同，所有的企业利润走势都表现为上升势态。2009年之后，私营企业利润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其他企业；外资企业的利润增长慢于私企，但略高于国企。国企的利润增长最慢。

导致1998年以后经济快速增长和效益持续上升的原因在于，政府推出的住房商品化改革方案从1998年以后开始全面启动。全国各城市先后推出了出售已分配的公有住宅的改革方案，同时也对最后一批待分配住房实行了半市场化、半分配的方案。经过各种复杂的折算和付出一笔在当时还不算少的现金，几乎每个城市的家庭在短时间内就成为了自己住房的业主，住房成为每个业主的第一笔不动产。从此以后，大量的住宅开始有了市场的身份，获得了进入市场交易的通行证。

大量住房存量的商品化很快就带动了住房增量市场的人气，使过去萎靡不振的住房市场逐渐变得炙手可热。人们的第一笔不动产尽管在起初阶段还不那么值钱，但是只要在此基础上稍增加一点投资，就能明显改善居住质量，因此，存量住房商品化推动了增量市场滚雪球式的发展，并有效推动了所有房屋的增值，不管是存量还是增量。

住房商品化的深刻意义在于，它带来的是整个市场的复兴，使过去沉睡多年的土地的潜在价值一下子被释放了出来，使人们的消费需求提高了很大一个档次。单纯有需求还不会形成价值，就像过去住房紧缺，通过单位分配而不通过市场，就没法给住房定价。只有把需求通过市场进行诉求，才会产生价值。因此，住房商品化是推动住房市场化的根本前提，而住房的市场化引致的大量的市场新需求又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因此，1998年以来，由住房市场化刺激而形成的经济高涨，也推动了企业效益的提升。在此期间，似乎所有的企业都因为市场蛋糕的做大而受益，与1998年以前的情形不同，表现为各种类型企业都出现利润上升的普遍趋势。从图1.13可见，私营企业一直保持利润持续上升势头，外资企业则在2011年之后保持利润稳定略有微增长的趋势，而国企则在2011年后出现利润持续下降趋势。这表明，即使有短期需求刺激造成的波动，经济也总归会恢复稳定，这就是存在着某种长期稳定的效益常态。

1.3.3　效率变化及其原因

改革开放更重要的成果是，企业的效率取得了较快的增长。按照经济学上的效率的含义，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是测定效率的常用的经典指标，它反映了企业将投入要素转化为产出过程的效率，它比单要素生产率，例如劳动生产率或资金产出率指标，能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出企业的综合效率。从一般意义上来讲，通常的投入要素（例如投入原材料、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价值仅仅是某种投资价值的形式转化，而全要素生产率才是创造新价值的源泉。正是得益于这样较长时期迅速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中国的企业创造出了极大的财富源泉，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陈宽等人采用生产函数的计量经济模型的测算[3]，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1957年至1978年，年均增长率仅为0.4%，几乎是停滞不前，而从1978年开始到1985年，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向上的转折，年均生产率增长为4.8%。

根据郑玉歆等人的类似测算（见表1.2），从1980年至199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一直保持增长势态。

表1.2　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

注：该项计算的统计口径是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

资料来源：郑玉歆、罗斯基主编：《体制转换中的中国工业生产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5页。

在20世纪80年代，不管是什么企业，国有还是集体，都表现出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趋势。国有企业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集体企业（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大量涌现和成长，都展示出那个时代充满了活力。尤其是市场自由放开导致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市场竞争带来了很大的动力和压力。集体企业的效率增长显然大大快于国有企业，并促使国有企业在这种竞争压力下也不断努力进取，效率取得了一定提高。因此，80年代整体企业效率增长的主要源泉为市场化和国有企业激励机制的改革，以及非国有企业的大量出现带来的活力。这三方面因素都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经济的自由放开使得非国有企业能够进入市场，成为具有强烈经济效益动机的生产主体，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留利奖金激励机制的加强能够使其对来自市场的收益做出积极的反应，市场竞争的加强也加速激发了企业的努力和潜力的发挥。

生产的增长或扩张，通常会伴随着生产率的一定程度的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产出增长率的加速，90年代，尤其是1992年之后，中国企业的生产率相对80年代来说，取得了更迅速的增长。对此，HarryX.Wu[4]、张军和施少华[5]也采用增长核算方法，得出长期的TFP的增长率在90年代比80年代明显具有不同程度的加速增长趋势。此外，涂正革和肖耿[6]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的研究证明，在1995—2002年期间，各行业加权平均的TFP的年增长率为6.8%，面对这样的增长速度，他们称之为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的革命。

表1.3　改革的不同阶段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均增长率的估计值

资料来源：Selin Ozyurt，2007，“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in Chinese In-dustry：1952—2005”，LAMETA, University of Montpellier, Documentsde Recherche DRn°2007-13，http://www.lameta.univ-montp1.fr/En/Productions/DR.htm；白重恩、张琼：《中国生产率估计及其波动分解》，《世界经济》2015年第12期；孙早、刘李华：《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结构演变：1990—2013》，《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年第10期；Adam Szirmai、柏满迎、任若恩：《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1980—1999》，《经济学季刊》2002年7月。

表1.4　改革的不同阶段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均增长率的估计值*

注：*该估计值的估计方法分别按照不同的生产函数得到。

资料来源：伍晓鹰：《测算和解读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比较》总69期，2013年第6期；张军、陈诗一、Jefferson：《结构改革与中国工业增长》，《经济研究》2009年第7期；钟世川、毛艳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再测算与分解研究》，《经济评论》2017年第1期；杨汝岱：《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经济研究》2015年第2期；Loren Brandt, Johannes van Biesebroeck, and Yifan Zhang，2012，“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97。

由于估计TFP的方法、数据和时期各有不同，估计的结果也很不相同。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结果中，发现存在某种共同的阶段性发展特点。1992年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在此之后，TFP有了显著的加速增长。

Selin Ozyurt对1952—2005年的工业数据进行了研究，采用了标准的增长核算方法，估计了中国的长期TFP增长动态。她发现1992年以后，是中国的TFP增长业绩的最好时期，工业的TFP以3.8%的速度增长，这是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来源。她的研究基础是两万多家大中企业的经验数据。Szirmai等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1992年以后加速，1993—1999年期间，以每年6.7%的惊人速度增长，甚至超过了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1992—2008/2009年期间，TFP的平均增长率大致在3%—5%，甚至更高达7%—10%。表1.4中的结果表明了这一期间的高速增长特点。然而，2010年前后或之后，TFP出现了下降趋势，估计值普遍低于2%，甚至还有为负值的。这个下降的趋势从表1.4中也可看出。大体上看，改革40年可以分为这样的三个阶段，即1978—1992年、1993—2009年、2010—2017年。

这些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各表明什么？1992年之前，改革处于“文革”混乱状态的恢复期，许多新生的萌芽刚刚冒头和起步，经济发展还处于有一定争议的早期徘徊阶段。这时的TFP并没有明显的增长效果。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给全国人民以明确的信号，各个经济主体的热情高涨、普遍出现的下海潮和民工潮，标志着人力资源从封闭体制中大量释放。由此可以看到，此阶段的TFP值有了显著增长。然而，在经历了这个时期的大发展之后，从2008年起，TFP开始出现下降趋势，经济改革的红利与潜力似乎有所消耗，经济增长的势头明显减弱。这几个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都可以从TFP的变化看出来，也就是说，TFP经历了初期的低速增长，然后进入快速增长，近10年间，则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伍晓鹰的研究认为，1992—2001年是中国工业的TFP表现的最好时期，而2002—2008年之后有所下降，但仍然是TFP增长的第二个最好时期。

40年来高速的经济增长的源泉究竟来自何处？从以上这几个阶段的变化可以看到，国内外学者从TFP的角度考察，发现增长的主要源泉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很大程度上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例如大量吸引外资，大量依靠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因此被称为投资驱动型的增长。国内外的一些学者研究的结果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证实了这一点。例如，Ozyurt认为，在改革的早期阶段，资本对于净产出增长的贡献达到90%，劳动贡献13%，而TFP贡献则为-2%；又如，郑玉歆的研究认为[7]，在20世纪80年代制造业的产出增长中，中间投入的贡献占59.66%，资本投入贡献占17.58%，劳动投入的贡献占4.61，而TFP贡献为18.15%。根据张军等人的研究[8]，1981—1991年间处于改革早期的粗放型增长阶段，81%的工业增长是由要素投入贡献的，TFP的贡献率仅为19%。

在改革的第二阶段，即1993—2010年，生产率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何处？这个阶段，TFP对于产出增长的贡献较大。根据Ozyurt对1993—2005年间的研究，资本贡献率为65%，劳动贡献为1%，而TFP的贡献率达到33%，这与张军等测算的TFP对产出贡献率为28.9%比较类似。[9]伍晓鹰认为，这个时期，即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中国进入WTO，正是经历了工业改革的全面深入时期，特别是国企改革。伍晓鹰的测算结果表明，这一时期，TFP在制造业的成品和半成品部门增长最快，而且在基础材料部门和能源部门增长也是较快的。

由WTO带来的国际市场需求的刺激，导致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政府在金融危机时期4万亿的资金刺激，经济大量地依靠投资和中间投入的更快增长来拉动，在更多的外部市场需求拉动和大量的信贷投资资金投入下，企业缺乏外在竞争压力，国企改革的动力明显不足，尤其是那些国有垄断的部门，例如上游的能源和基础材料部门，它们的TFP增长几乎陷入停滞，尽管下游部门的TFP在持续改进，但这些上游垄断部门阻碍了整体TFP的不断改善。[10]

TFP的增长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来自企业内部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二是来自市场配置效率的改进，也就是企业之间的资源再配置，通过进入和退出，资源的自由流动导致资源使用从低效转为高效。在改革开放前期，即20世纪80—90年代，企业的TFP提升主要诉诸企业内部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这是通过大量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即内嵌于资本设备的技术进步，以及通过承包制等提高企业激励的方式来实现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期，前期的个体和乡镇企业转变为民企，大量的新兴民企进入市场竞争，出现了国企改制，抓大放小和“国退民进”的大趋势，这时的TFP快速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据孙早等对1990—2013年的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考察[11]，国企总产值增长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工业TFP会增加2.79%。根据Brandt等人的研究[12]，1998—2007年期间，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可以有效地提升TFP，该时期总TFP增长的2/3是由新进入企业所贡献的。这表明，所有制结构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来实现的。

那么，近年来TFP增速下降趋势的原因何在？张军等的研究[13]把资源配置效应称为结构红利，在改革时期，这种结构红利对于TFP增长有着重要贡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结构红利对于TFP的贡献逐渐下降，配置效率趋于恶化。杨汝岱[14]对生产率变化进行分解的结果表明，企业自身成长，即来自内部的效率提升，贡献份额为56.4%，而其余份额则来源于企业间或企业进入退出的贡献。从增长趋势来看，企业之间的配置效率的贡献越来越低，十余年来，社会有限资源更多流向国有企业，尽管民企的投资效率高于国企43%，这样的逆市场流动的资源配置势必会造成TFP的下降。此外，孙早等人的研究也表明[15]，进入21世纪之后，TFP主要依靠技术进步，配置效率的改善明显放缓甚至恶化，所有制结构的促进作用明显小于2003年之前。

20世纪90年代之后市场化的深入、人力资源的大量释放、竞争的加强、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与扩张、企业大量改制、加入WTO，这些都是效率增长的重要来源。近年来TFP的下降趋势表明，打通资源在企业之间、产业之间、区域之间的流动渠道，破除市场进入的壁垒和增加企业自由进入和退出的机会，可以发现更多的市场新价值，获得更多的创新源泉，提高资源使用率的优化，才能够有效地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TFP的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