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园里的狂暴斗士
有一年，大雨季久久没有被盼来。
那真是可怕的、惊心动魄的经历，所有体验过这一天灾的农民都不会忘怀。即便是多年之后，远离非洲，当他置身于北欧潮湿的气候环境，偶尔在夜间听到蓦然而至的雨声，他也会在梦中惊醒，高喊：“盼到了！盼到了！”
在正常的年头，大雨季始于三月的最后一周，持续到六月中旬。雨季降临前，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一天比一天干燥，其灼热的程度，较之欧洲大雷雨来临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马赛依人——我对岸的邻居——每当这个时候，就放火烧荒，待第一场雨下来后，才能有新鲜的绿草供牧牛吃。草原上的大火在风中摇曳。长长的、闪烁着彩虹的青烟在草丛间弥漫。烧草的热气和焦味，就像从火窑中飘散出来，笼罩在耕地上空。
极目远望，大片大片的云彩汇聚在一起，转瞬间又消逝得无影无踪。淡淡的雨雾给地平线涂上一道蓝色的斜线。整个世界只有一个念头。
在傍晚，日落之前，大自然的景色靠得更近了，山峦也近了。在那清晰的青蓝、翠绿的色调之中，显得生意盎然，意境隽永。一两个小时后，你走出屋子，星星隐退了，夜间的空气如此轻柔、深邃，孕育着无尽的善举。
当那急促的、由弱而强的声响掠过你的头顶上空时——那是高高的树林里的风，不是雨；当它贴着地面席卷而去时——那是灌木、草丛间的风，不是雨；当它在低处沙沙作响时——那是玉米田里的风，它的动静酷似雨点儿，时不时使你真假难辨，甚至从声音中领受到雨水的些许润泽，仿佛，至少是在舞台上展现了你向往已久的东西，但这也不是雨。
然而，待到大地像一张音响板，发出深沉凝重的回响，世界在你的四周上下齐声轰鸣时，那才是雨。这雨就像要奔腾归海，如此急切；又像投入了久别情人的怀抱，如此真切。
但是那一年，大雨久久没有被盼来。那时候，似乎整个宇宙都与你离异。有时天气变得凉些，有几天还很冷，但大气中没有湿润的征兆。一切的一切，变干了、变硬了，恍若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力量和优雅都泯灭了。无所谓坏天气还是好天气，而是对一切天气的否定，好像雨季被无限期地推迟了。阴沉沉的风像一股细细的气流掠过你的头顶，万物的全部色彩都消退了，田野、森林的一切气味也消散了。一种失宠于巨神们的感觉缠着你。南方，横亘着火烧之后的草原，黑乎乎的，荒凉极了，到处是一条条灰白色的灰烬。
盼不到雨，庄园的前景和希望日益暗淡，终成泡影。最后几个月的翻耕、修枝和栽种，都无异于傻子的劳作。庄园的活计渐渐停顿下来，寸步难移。
草原、高山的泉眼干涸了，许多陌生的野鸭、野鹅飞临我们的池塘。在庄园边缘的池塘畔，斑马们赶在清早和落日时分前来饮水，一大排，足有两三百匹；野禽乱哄哄地拥着踩着，当我骑着马在它们当中穿行时，这些小生灵竟毫无畏惧。但为了我们的牲口，我们得想方设法把它们轰走，因为一方方池塘的水位在下降。尽管如此，到池塘去仍不失为赏心悦目之事，那里，泥水间的喧闹似乎给褐色的景观打上了绿色的补丁。
土著在旱灾之中变得沉默。关于雨水的前景，我从他们嘴里听不到只言片语，虽然你会认为他们比我们更懂得天气的征兆。他们的生死存亡全系于天气如何。对于他们，乃至他们的祖辈，在大旱之年丧失十分之九的牲畜的事并不罕见。他们的“夏姆巴”龟裂了，只有稀稀拉拉枯萎的白薯苗和玉米苗匍匐在地。
过了一段时间，我从土著那里了解到他们的行为准则，在他们面前只字不能提起或抱怨灾难，就像切不可对蒙受耻辱的人提起往事一样。但我是欧洲人，在这里的日子还不长，不像在这儿生活了几代的某些欧洲人，能学会土著的这种听天由命的消极性。我还年轻，会本能地自我保护，我得把精力集中于某些事业上，如果我不想随同庄园路上的尘土、草原上的青烟一起飘逝的话。我开始在夜间写小说、神话和爱情故事，这能使我的心力远远地转移到其他国度、其他年代。
我对一个常住在我庄园的朋友讲了不少故事。
当我起身外出时，无情的风吹着，天空碧澄，闪着无数颗冷酷的星星。一切都是干枯的。
开始，我只在夜间写作，后来，也常在早晨写。在田间，我很为难：要不要再翻一遍土地，再种上一次玉米？要不要摘掉那些凋零的咖啡果，保住咖啡树？日复一日，我犹豫不定。
我习惯在餐厅里写作，把纸张摊在餐桌上，写作间隙，我还要做庄园的账，做估算，还有一些农场主的信函要回复。我的用人们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们，我在试着写一本书。他们把这本书当作拯救庄园的最后一项努力，非常关注书的进展。后来，他们常打听这本书怎么样了。他们会走进来，久久地站在一旁看着我写作。在嵌板的房间里，他们脑袋的颜色很接近嵌板，在夜晚，他们似乎只剩下一片白大袍，靠着墙与我做伴。
我的餐厅朝西，有三扇长窗，对着整个的平台、草坪和树林。地势渐降，直至河边。河水成了我与马赛依人的分界线。你从屋子里望不见河水，但可以从岸边高大、墨绿的金合欢树的分布上，了解河的曲折走向。在河的对岸上，又升起一片树木覆盖的大地。森林过去，便是青色的草原，一直延伸到恩戈山脚下。
“精诚所至能移山，山能朝我走过来。”
风从东方吹来，我餐厅的门在下风口，总是开着。因为这个缘故，土著很熟悉这屋子的西侧。他们在周围铺了路，时常与房间里进行的一切保持联系。出自同一动机，小牧童们也把羊群赶来，任其在草坪上吃草。
这些小男孩赶着父辈的山羊、绵羊在庄园转悠，给羊群寻找一方嫩草地，这就在我文明的房子与野生动物之间架设了一条生命的纽带。我的用人对牧童不太信任，不愿他们走进我的房间来。但孩子们对文明具有真正的爱与热情。文明对于他们构不成危险，因为他们随时可以离开。在他们眼里，文明的典型象征是挂在餐厅里的一座德国制造的杜鹃自鸣钟。钟在非洲高原纯属摆设，一年到头，你完全可以从太阳的位置得知时辰。既然你不跟铁路打交道，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意愿安排庄园的生活，钟的存在与否也就无关紧要了。但这座钟工艺颇为精细。每走一小时，粉红色玫瑰丛中便会有一只杜鹃撞开小门，蹦出来以清脆、高傲的鸣啭报告钟点。这神乎其神的机关，每回都能激起庄园儿童的兴奋感。根据太阳的位置，他们能精确地判断即将来临的午时打鸣时刻。十二点差一刻，我可以见到他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我家来，后面跟着羊群——他们不敢把羊群留在远处。孩子们和羊群的脑袋，透过灌木丛和蒿草聚在一起，就像池塘里成群的青蛙的头一样。
他们将各自的羊群留在草坪上，光着脚丫，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大的有十来岁，小的才两岁。他们举止庄重，保持着某种自行设计的来访仪式——他们可以在屋子里自由走动，只要不触动任何东西，除了回答问题，不能说话，也不能坐下。当杜鹃跳出来与他们见面时，孩子们爆发出一阵狂喜与抑制的笑声。有时还有这样的事：一个很小的牧童，他对放羊还没有什么责任感，却会在第二天一早一个人赶来，在钟前——此时机关闭合，并无鸟鸣——站立许久，用吉库尤话轻声曼唱对钟的热爱，然后规规矩矩地走出去。我的仆人笑话这些孩子，向我嘲笑说他们太无知，还真相信杜鹃是活的。
此刻，我的仆人们自己进来看我打字。有的傍晚，卡曼坦倚着墙，默然不语。他的眼球滴溜溜转，就像睫毛下有一对黑色水滴。他的神色似乎是一定要把这机关学到手，不但能拆开，而且会装上。
一天夜晚，我伏案疾书，偶一抬头，正遇上这对凝聚着丰富思索的眼睛。
“姆沙布，”过一会儿他问，“你自己相信你能写一本书吗？”
我答道：“我不清楚。”
任何人要与卡曼坦谈话，必须设想在每一个词组前有一个长长的、含蓄的、似乎是很经心的停顿。所有的土著都是停顿艺术的大师，停顿，乃是为交谈开拓更广的言路。
卡曼坦此刻做了长长的停顿，又说：“我不相信你能写。”
我没有其他人可以和我一起讨论我的书，便放下稿纸，问他为什么。我这才发觉他早就在考虑今天的谈话，并且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站着，手背在身后拿着《奥德赛》，又慢慢把书放在桌上。
“瞧，姆沙布，”他说，“这是一本好书。从这头到那头订在一起，就是你举得高高的，使劲摇晃，它都不会散开。那个写书的人是非常聪明的。可你写的，”他继续说着，带着轻蔑，又带着某种友好的同情心，“有的在这儿，有的在那儿。要是别人忘了关门，就吹散了，掉在地板上，你又生气。这不会是本好书。”他断言。
我于是向他解释，在欧洲自有人能把所有的纸装订在一起。
“装订完了，你的书有这本沉吗？”他边问边掂掂《奥德赛》。
看我没有马上回答，他索性将书递给我，以便我自行判断。
“不，”我回答，“不会这么重，可图书馆里有些书，你也知道，轻得多。”
“那么，也很硬吗？”他又问。
我告诉他，把书装得这么硬，是很贵的。
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又表示他对我这本书抱有更大的希望。也许是出于他对此书产生怀疑，随后又悔悟，他把散落在地的稿纸一页页捡起来，码放在餐桌上。他仍没有离开，依然立在桌旁，好像在等待什么。良久，他一本正经地问我：
“姆沙布，书本里讲的是什么？”
作为解释，我给他讲了一段《奥德赛》中主人公与独眼巨人的故事。讲奥德修斯怎样自称“非人”，怎样把独眼巨人的眼睛剜出来，又怎样逃脱被绑在羊腹下的厄运。
卡曼坦兴致勃勃地听着，并发表自己的见解：那头羊一定与朗先生的绵羊是一个品种，他在内罗毕畜展上见到过。他又反过来提起独眼巨人，问我那是不是吉库尤那样的黑人。我说不是。他又想知道奥德修斯是否与我同一部族或是一家人。
“他怎么说，”他问道，“这个词，‘非人’，用他自己的土语吗？请你说一遍。”
“他说‘欧蒂斯’，”我告诉他，“他自称‘欧蒂斯’，在他土语里的意思就是‘非人’。”
“你也得写同样的事吗？”他问。
“不，”我说，“人们可以写任何他们喜爱的事，我可能会写你。”
刚刚打开话匣子的卡曼坦，这会儿又闭上了嘴。他低头看着自己，悄声问我写他的哪个部分。
“我可能写你患病的事，写你怎么出去放羊，”我说，“你觉得怎么样？”
他的眼睛在房间里扫视，最后含含糊糊地回答“西求伊”[5]。
“你害怕吗？”我问。
停了半天，他肯定地说：“是的，草原上所有的牧童有时总会害怕的。”
“你怕什么？”我追问。
他默然不语，过一会儿，他望着我，脸色变得镇定而沉重，两眼灼灼闪光：
“我怕欧蒂斯。草原上的牧童害怕欧蒂斯。”
没几天，我就听到卡曼坦向其他仆人讲述，我正在写的书到欧洲可以装订在一起，还说要做得像《奥德赛》那么硬实，得花好多好多钱。说话间还把那本书拿出来展示。然而他不相信我这书的封面能制成蓝色。
卡曼坦有一种天赋在我家显得很有用。他什么时候想哭——我相信——他就一定会哭。
要是我很认真地斥责他，他会笔直地站在我面前，注视着我的脸，神色专致而哀伤。这样的伤神在吉库尤人是偶尔才显露出来的。接着，他的双眼鼓起来，充盈着泪水。慢慢地，大泪珠一滴一滴地从眼眶滚出来，顺着脸颊流淌。我知道，这纯粹是鳄鱼的眼泪，换了别人，我根本无动于衷，可是对卡曼坦则另当别论。在这种时候，他扁平的、木头般的脸，仿佛又陷落在黑茫茫的、无限孤独的世界里——他曾在这个世界里漂泊多年。如此沉重、无言的眼泪，他会像放羊娃那么擦拭。这泪珠使我不安，并从知罪感的角度看待他的过失，无形中缩小了他的过失，我也就不忍再继续数落他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令人心烦意乱的事。但我相信，基于我们之间存在的人类真正的了解，卡曼坦心里明白，我看穿了这些后悔的泪水，并无一丝一毫过高的估价——而实际上，他自己与其说是把眼泪看作哄骗的手段，倒不如说是在更高的权威面前摆出的一种仪式。
卡曼坦宣称自己是个基督教徒。我不知道他对这一名词寓以什么含义。我曾有一两次试图询问他，可他却回答说，我信什么，他就信什么；更绝的是，他说我本人一定明白我信的是什么，既然如此，我再问他就毫无意义了。我认为，这不是一种遁词，在某种程度上，倒真是他的信仰的袒露。他将自己置于白人的上帝之下。在服侍人的工作中，他随时准备执行任何命令，却不屑于去探究工作的制度是否合理——这制度恰恰很可能被证实为不合理的，如同白人自己的制度那样。
有时碰上我的行为与他皈依的苏格兰教会的教诲有了冲突，他会问我究竟是谁对谁错。
土著处世不执偏见，真令人吃惊，因为你满以为能在未开化的人们中发现愚昧的禁忌。我以为个中原因是他们对各种民族、部族都不陌生，也有赖于非洲地区人际交往频繁，首先是古老的象牙商人与奴隶，我们的时代乃是移民与狩猎大动物的猎人的时代。几乎每个土著，乃至草原上的小牧童，在他的岁月里都与一系列的不同民族面对面打过交道，从西西里人到爱斯基摩人、英国人、犹太人、布尔人、阿拉伯人、索马里人、印度人、斯瓦希里人、马赛依人、卡维罗多人等等。随着不断接受种种外来思想，土著遂成为具有世界性的人，而不是乡下佬、省城人或传教士——这些人是在一个统一模式的社会里成长，养成了一套固定的观念。白人与土著之间的误解，大都源出于此。
以你个人的名义向土著表示你代表基督教，是颇有风险的。
有一个名叫基他乌的年轻吉库尤人。他来自吉库尤自然保护区，在我家当仆人。他是一个爱观察、爱思索、细心的用人，我很喜欢他。三个月以后，有一天他求我为他写一封推荐信给我的老朋友谢赫·阿里·比·萨里姆——蒙巴萨沿海县县长。基他乌在我家见过此人。现在他说他愿意去那边干活。我不高兴他刚熟悉了家里的常规便匆匆离去。我对他说我宁可给他加工资。不，他说他离去不是为了更高的工资，而是他不能再待下去了。他告诉我，他的决心已定。早在自然保护区，他就打定主意，要么信基督，要么当穆斯林，只是还不知道究竟该信哪一位。为此，他来我庄园干活，因为我是基督教徒。他在我家干了三个月，考察基督教徒的行为与习惯。他准备再到阿里那儿干三个月，考察穆斯林的情况，然后再作抉择。我相信，即使是主教遇到了这样的事，也该与我同感：“我的上帝，基他乌，他应当在来到这儿时就告诉我呀。”
按传统观念，穆斯林不吃任何外人宰杀的肉类。外出狩猎，这就成了一个难题：你只能带少量的干粮，仆人的食物要靠你打到的猎物。你击中一只羚羊，你的穆斯林仆人飞也似的冲上去，以便赶在羚羊咽气前亲手割断它的喉咙。你注视着他们燃烧起来的眼睛，内心十二分的不安。如果你看到他们站住，双臂和脑袋耷拉着，那就意味着羚羊死在他们动刀之前，而你必须另找一只，不然你的搬运夫们要挨饿。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我坐着牛车外出，在我出发前的夜晚，我碰巧在基加贝遇到穆罕默德·谢里夫。我问他是否能依照法规豁免一下我的仆人，待我们射猎归来再说。
谢里夫是位年轻人，但很明智。他同法拉赫与伊斯梅尔谈了谈，宣布：“这位女士是耶稣的门徒。她开枪时会说或至少在心里说‘以上帝的名义’，这就使她的子弹与正统穆斯林的刀一样干净。在这次旅行中，你们可以吃她打的东西。”
基督教在非洲的优势被各教会之间的互不容忍削弱了。
在非洲时，每逢圣诞之夜，我总骑马去法国教会望午夜弥撒。一般这个时候天气很热。当你穿过金合欢树林带，你能听到远处教堂悠扬的钟声在清新、郁热的空气里荡漾。当你到达教堂，愉快、活泼的人们已聚在四周，内罗毕的法国和意大利店主也都携家带眷赶来了，修道院的修女们也全都到场了。成群结队穿着色调明快的服装的土著拥着挤着。壮观的大教堂燃起几百支蜡烛，辉映着教士们自制的彩色玻璃画。
卡曼坦来我家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来临时，我告诉他，作为教友，我将带他一起去望弥撒，我还以教士的口吻向他描述了在那里能看到的种种美丽景观。卡曼坦听了显得很激动，穿起了最好的衣服。可是当车到门口来接我们时，他焦虑不安地折回来，说不能跟我走了。他不肯向我透露原因，而且回避我的追问。是的，他不能去，他发现我带他去的是法国教会，而他住院时苏格兰教会曾严厉警告他不得与之来往。我告诉他，一切都是误会，他得马上跟我走。一言未尽，他在我的眼前忽然变得石头般僵硬，昏迷过去，翻着白眼，满脸冷汗。
“不，不，姆沙布，”他喃喃地说，“我不跟你去。在大教堂里，我知道，有一个姆沙布很坏很坏。”
我听了这话，感到非常伤心，但我想还是应该把他带上，圣母玛利亚能打通他的思想。教堂里有一座真人大小的圣母塑像，蓝白相间。土著一般对雕像印象很深，因为绘画对他们是难以理解的。于是，我许诺一定保护他，才把他带上了车。当他紧随着我步入教堂时，他的忧虑烟消云散了。这刚好是法国教会首次举办的圣诞弥撒。教堂里还有一尊巨大的雕像——耶稣出世，那是一个神龛，里面是圣神家族，它刚从巴黎运来，沐浴着蓝天那闪闪的星光。雕像周围有一百多只玩具动物、木牛以及洁白的棉毛羊羔，所有这些都丝毫没有考虑到它们尺寸的大小，一定在吉库尤人心中激起阵阵狂喜。
卡曼坦信奉基督教后，不再害怕接触死人的身体。
在这之前，他怕死人。当人们用担架把病人抬到我房前的平台上，那个不幸的病人死在那里时，他不像其他人搭一把手帮着把死者抬回去，也不随同别人退回到草坪上。他纹丝不动地站在路边，俨如一尊小小的黑黑的碑。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怕死的吉库尤人却一点不敢碰尸体，而怕死的白人倒敢于搬动尸体。这里，你又一次感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与我们大相径庭。所有的农民都知道，这是你难以支配土著的一个领域。要是你能马上放弃这个念头，无疑可以免去不少麻烦，因为土著的确是宁死也不改变自己的方式的。
而今天，恐惧感已从卡曼坦心中消释，他的害怕死人的亲友也遭到他的数落。他甚至当众炫耀，以夸示他的上帝的力量。偶尔遇到机会，我也考验他一番。在庄园那段日子里，我和他曾抬过三次死人。一个是吉库尤姑娘——在我屋外被牛车轧死；第二个是位吉库尤小伙子——在森林砍树时被砸死；第三个是白人老头——他曾在庄园住过，为庄园出过力，又死在那里。他是我的同乡，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丹麦人，名叫克努森。那一次在内罗毕，他跌跌撞撞摸到我的车前，自我介绍之后，央求我在庄园里给他一间房子，因为他在世上无立身之地。那时我正在裁减咖啡园里的白人职员，有一间空平房可以租给他。他在庄园安顿下来，住了六个月。
在高原上的庄园里，他可谓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是地地道道的大海的创造物，好像与我们在一起的是一只折了翅膀的信天翁。他整个被生活磨垮了，又是患病又是酗酒，佝偻着背，红头发转白，变成一种奇异的颜色，仿佛是灰烬撒落在他的头上，又像是在盐里渍过，显出点点花斑。但他身上迸射的火焰，却是任何灰烬都不能掩盖、压抑的。他出生于丹麦的一个渔民世家，当过水手，后来成为非洲探险的先锋之一——且不论是什么风将他吹来的。
老克努森这一辈子尝试过不少事业，比较起来，他更喜欢同水、鱼、鸟打交道，但哪一样他都没弄好。有一次，他告诉我，在维多利亚湖畔，他曾经营过水平很高的捕鱼企业。绵延几十英里，张着世界上最好的渔网，还有一艘摩托艇。但是在二战时，他失去了一切。他追忆的悲剧中，最伤心的是一场致命的误会，或者说是一位朋友对他的背叛。我不大清楚究竟是哪一种情形，因为这个故事他给我讲了很多遍，几乎每遍都有所不同。每讲到此处，老克努森的心境都异常沉重。不管怎么说，他的故事里总有些是真实的。为赔偿他的损失，在他居住在庄园期间，政府每天支付他一先令的养老金。
所有这些，都是他来我这儿拜访时讲的。他在自己的小屋里感到不舒适，常常到我这儿来散散心。我派去侍候他的土著小孩，一次又一次地逃离他。他时不时拄着手杖，踉踉跄跄地一头扎向孩子们，把他们吓坏了。但他兴致高的时候，常坐在我的阳台上，边喝咖啡边给我唱丹麦民歌，显得神采飞扬。讲讲丹麦土语，对他对我都不失为一件乐事。庄园里发生的事，哪怕无关宏旨，我们也交换看法，目的无非是享受谈话的乐趣。但我对他并不是总有耐心，因为他话匣子一打开，就很难截断。他坐下来就不想走。在日常交往中，不难想象他是一位古代航海家或《老人与海》中的主角。
他编织的渔网，可谓精美绝伦——他自诩那是世界上最精致的渔网。在庄园的小平房里，他编结皮鞭子——土著用的鞭子，材料是河马皮。他从土著或那依万霞湖边的农民那里买一张河马皮，如果运气好的话，可制成五十根鞭子。我至今保存着一根他送我的马鞭，精巧而又实用。他这活计，弄得平房周围恶臭难闻，就像某些专食腐肉的鸟的巢窝四周一般。后来我在庄园里挖了个池塘，总见到他站在池塘边陷入沉思，身影倒映水中，就像动物园里的海鸟。
老克努森胸膛凹陷，看上去虚弱不堪，却有一颗野孩子的心：单纯、暴躁、鲁莽、燃烧着好斗的火焰。他霸道十足，是一个罗曼蒂克的角斗士。他也是别具一格的卓绝的衔恨者：他对几乎所有他接触过的人、所有的机场都愤恨、暴跳如雷。他呼唤上苍降大火、下硫黄雨在这些人头上，用我们丹麦的说法，“把魔鬼画在墙上”，叫仇人们心惊肉跳。无论什么时候，他只要能煽动别人争吵斗殴，就十分开心，如同小男孩逗引两条狗或狗与猫撕咬那般。令人望而生畏又难以忘怀的是，他经历了漫长的艰难岁月，最终被生活的激流冲到宁静的小河滩上，本该收拢风帆颐养天年，可他依然孩子般地为自己的地位与逆境愤愤不平，大声疾呼！对此，我肃然起敬，并想起了北欧传说中的狂暴斗士。
他总是以第三人称“老克努森”称呼自己，也从不停止炫耀与夸示，人世间没有老克努森干不了的事、通不过的路，也没有一个桂冠斗士不能被老克努森击倒。对于他人，他是个极端悲观主义者，他预见这些人终将因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招致理所当然的、灾难性的下场，可对他自己，他又是个狂热的乐观主义者。他临终前，在我为他保守秘密的许诺下，向我透露了一个宏大的计划。这一计划的实施将使老克努森最终成为一个百万富翁，而令他所有的敌人都无地自容。他告诉我，他将从那依万霞湖底打捞成千上万吨创世纪以来水禽积存的鸟粪。作为最后一次巨大的努力，他曾从庄园跋涉到湖畔，去考察，制定他伟大计划的细则。他在宏愿的玄光中溘然长逝。这计划包容着他最心爱的一切：深水、鸟类、隐秘的宝藏。所有这些，真切到甚至散发出不可言传的女子的神奇气息。在这项夙愿的顶端，他心灵的眼睛看到了老克努森手持海神的三叉戟，脚下踩着被征服的海涛。至于怎样把鸟粪从湖底打捞上来，我记不清他是否向我泄露过。
老克努森的伟大探险与成就、他对一切事物所显示的超绝——他对我讲的这一切——明显地带着老人的种种弱点与力不从心之虞。于是，你会感到，你交往的是两个迥然相异的个人，背景上崛起的是老克努森的巨大形象——不可击败的胜利者、探险的英雄；而我熟识的却是他那佝偻着背、老态龙钟的仆人形象，就是这个“仆人”不断地向我唠叨老克努森的故事。这位矮小、卑贱的老“仆人”，一生中执行了老克努森的使命：维护、颂扬老克努森的威严，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唯有他——除了上帝之外——真正见到过老克努森，因而他死后，那个离经叛道的家伙在任何人的心目中也就不复存在了。
只有一次，我听到老克努森使用第一人称代词讲他自己。那是他死前两个月的事。他患有极其严重的心脏病——最后也死于此病——那时整整一周我没在庄园见到他，便到他的小平房里去探望。在河马皮的阵阵恶臭中，我发现他躺在床上，屋里空荡荡的，十分肮脏。他面如死灰，眼睛也深深凹下去。我跟他说话，他不搭言，也不出声。只是好久之后，我起身要离开时，他突然轻轻地、含糊地说了句：“我病得很重。”此时，听不到老克努森的口若悬河——他是永远不会病倒、不会被征服的。这是他作为另外一个人，他的“仆人”，仅有的一次允许他表达自己个人的苦难与哀伤。
老克努森对庄园感到十分乏味，他常常锁上小屋外出，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掉。我猜想，这多半是他得到了消息：其他一些拥有光辉的过去的开拓者来到了内罗毕。他会出走一两个星期，直到我们将要忘记他的存在时，他又会回来，那么憔悴疲乏，几乎拖不动病弱的身躯，也打不开门上的锁。而后，他独处几天。我相信，在这些日子里，他怕见我，他一定认为我不赞成他不辞而别，而且会利用他的体弱来压倒他的精神优势。老克努森虽然时时歌唱水手的豪情，热爱着大海的波涛，但在心灵深处，他对女人十分不信任，视之为男人的敌人，认定她们的天性与原则就是要阻止他的人生探险。
他死的那天，人们已有两周不见他的人影，庄园里无人知晓他外出是否归来。但这一回，显然他自己下定决心要干出破例的事，因为他是在到我住处的途中，一条穿过咖啡园的小道上突然倒下辞世的。我和卡曼坦是在傍晚去草原采蘑菇时，发现他躺在道上刚长出来的矮草丛中——时值四月，大雨季之初。
确切地说，是卡曼坦发现他的。在庄园所有的土著中，唯有卡曼坦同情他，甚至关心他，这也可谓寻常之中的不寻常。卡曼坦常主动给他送鸡蛋，并监督服侍他的那个小仆人，以防其溜走。
这位老人仰躺着，帽子在他倒下时滚在一边，他的双眼没有完全闭上。他死了，却显得那么充实丰满。啊，老克努森，你终于找到了归宿！我想着。
我想把他抬到他的平房里，但我知道，叫旁边的或在近处“夏姆巴”干活的吉库尤人来帮忙，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弄清我为什么叫他们时，会马上跑开。于是我吩咐卡曼坦赶紧跑回去，把法拉赫找来帮我。可卡曼坦却一动不动。
“你为什么让我跑开？”
“嗯，你自己明白，”我回答，“我一个人哪抬得动老先生？你们吉库尤人都是蠢货，连死人都不敢抬。”
卡曼坦露出一丝无声的讥笑：“姆沙布，你又忘了，我是基督教徒哇。”
说着，他抬起老人的双脚，我抬脑袋，向老人的平房走去。我们不时地停下来，把老人放下，歇歇脚。卡曼坦挺挺身子，直视老克努森的双脚。那模样，我看完全是从苏格兰教会里学来的。
把老人安置在床上后，卡曼坦在屋里转了一圈，又走进厨房，想找条浴巾之类遮盖老人的脸，可他只找到一份旧报纸盖上。“基督教徒在医院里都是这样做的。”他解释道。
这之后很长时间，卡曼坦一想到我在这件事上的无知，就好像分外满足。有时他和我在厨房里干活时，他心中充满兴奋，会突然笑出声来。“姆沙布，你记得吗，”他说，“那次你忘了我是基督教徒，以为我害怕帮你抬那老人的尸首哩。”
卡曼坦信教后，也不再怕蛇。我听到过他对其他男孩炫耀说，一个基督教徒在任何时候都敢踩住蛇头，踩扁它。我没有见到他这么干过，但有一回，一条鼓蝮毒蛇在厨师房间的屋顶上出现时，我见到他在距屋子很近的地方，直挺挺地站着，表情沉着，双手交叉背后。我家里所有的土著小孩就像风吹稻草般散开来，围成一个大圈，口中尖叫着。法拉赫进屋取来我的猎枪，把鼓蝮蛇打死了。
事后，余波平息，赛爱思的儿子尼约莱问卡曼坦：“卡曼坦，你为什么不踩住毒蛇头，踩扁它？”
“因为它在屋顶上。”卡曼坦答道。
有一次我想试一试用弓箭射击。我体质健壮但很难拉开法拉赫给我搞来的硬弓。经过多日的练习，我终于成了一名出色的射手。
那时卡曼坦还很小，常看着我在草地上弯弓射箭，似乎对我摆弄这玩意疑虑重重。一天，他终于开口了：“你拉弓射箭，还配当基督教徒吗？我想基督教的方式是用来复枪。”
我打开《圣经》，指着哈加儿子的故事插图：“上帝和这位少年在一起，他长大了，住在旷野里，成了一名射手。”
“好，”卡曼坦说，“他跟你一样。”
卡曼坦诊治土著病人和医治病兽都有一套。他曾从猎犬脚上取出过无数破碎的木头、玻璃硬片，还曾医好了一只被毒蛇咬伤的狗。
有一段时间，我在家里养着一只断了一只翅膀的鹳。它堪称从容勇敢，它在各个房间里穿行，到了我的卧室，便投入一次次的决斗：时而与挂在墙上的短剑，时而与镜子里的自己。它跟着卡曼坦进进出出，使人不能不信服，它是在有意识地模仿卡曼坦呆板的步态。他们的腿几乎一样细。土著小孩很善于发现这种滑稽的模仿，见到他和它过来，便高兴地叫唤。卡曼坦知道这种玩笑，却从来不太计较别人对他的捉弄。逢到这种时候，他就吩咐孩子们去泥沼地捉青蛙给鹳吃。卡曼坦也是羚羊鲁鲁的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