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土著小孩
卡曼坦是个吉库尤小孩，我佃农的儿子。我对佃农家的孩子们很熟，因为他们也在庄园里为我干活。他们喜欢在我房子四周的草地上放羊，因为他们相信这里总会有趣事发生。在我认识卡曼坦之前，他肯定已在庄园里住了好几年，我猜想他过着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就跟一头病兽似的。
我是有一次在庄园里骑马时遇见他的，他正在那儿放羊，是你所见到的最可怜的土著。他脑袋大大的，身子出奇的瘦小，胳膊肘和膝盖鼓出来，俨若木棍上的痈疮。与大草原相形之下，显得格外渺小，给你一种奇异的印象：如此深重的苦痛也可以浓缩成一个小不点儿。我停下来同他说话，他一声不吭，似乎对我视而不见。他的脸扁平、瘦削，饱经折磨而极富耐心。他的双眸黯然无光，像死人一般。看这副模样仿佛他活不了几个星期，你甚至依稀看到专与死尸为伴的秃鹫从浅蓝的、炙热的空中冲下来，在他的头顶上盘旋。我让他第二天早晨到我家来，我好想法子治疗他的脓疮。
几乎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我给庄园里的土著看病，就像所有的江湖医生，我也被一大堆病人围着，一般都有一二十人。
吉库尤人惯于承受不测之事，对意外变故习以为常，泰然处之。他们与白人不同，绝大部分白人都竭力逃避未来的厄运。黑人对命运女神十分友善，安于一辈子在她手心里。在某种意义上，命运女神是他的家——茅屋里那熟悉的黑暗的、他扎根的深坑。对于生活中的任何变化，他镇定自若。他在主人、医生及上帝那里寻找的禀性之中，我想当首推想象力。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力量，哈里夫·哈龙·拉希迪[4]才得以在非洲及阿拉伯人的心中保持着理想的统治地位。和他在一起，预料不到下一步将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在何处能见到他。当非洲人谈及上帝的个性时，他们就像在讲述《天方夜谭》，或是在叙说《约伯记》的最后一章。恰恰是这些无穷的想象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也沾了土著这一特点的光，享有“医生”的美誉。我第一次来非洲时，曾与昔日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同乘一艘汽船。这是他第二十三次出门，进行睡眠症的医疗实验。汽船上有他随身携带的一百多只兔子和天竺鼠。他告诉我，他与土著打交道的困难绝不是他们缺乏勇气——面对病痛和大手术，他们很少流露出惧怕心理——而是他们对常规的极为厌烦，不论是周而复始的疗程还是整个操作的规范化。德国名医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可是，当我渐渐了解土著后，他们的这一素质也成为我最欣赏的禀性之一了。他们具有真正的勇气：对危险由衷的热爱，对宣布他们命运的创造性的回答——大地对天堂之声的回音。有时我猜想，在土著的心底，真正值得忧虑的倒是我们卖弄学问的习气。在自诩为能者的那些人手中，他们死于悲伤。
我的病人等候在我房间外的平台上。他们蹲伏着——瘦骨嶙峋的老人，一个劲儿咳嗽，眼珠骨碌碌转；苗条的年轻妇女，示意嬉闹的孩子保持安静；这些嘻嘻哈哈的儿童，眼睛黑亮，可惜嘴角擦伤了；母亲背着发烧的孩子，像晒蔫的花儿挂在颈子上。我常给一些烧伤病人进行治疗。吉库尤人夜里睡在茅屋里的火堆旁。那些燃烧的干柴或木炭会滚坍下来，滑到他们身上。有时我的药库里断了药，我会觉得蜂蜜不次于治烧伤的油膏。平台上的气氛活跃，惊心动魄，犹如欧洲的夜总会。我一走出屋子，窃窃私语的声浪渐渐平息。安静孕育着种种不测的可能，而此刻，不测之事来到了他们面前。土著总是顺从地任我自己挑选第一位就诊的病人。
我并不精于医道，只是知道一些急救常识而已。我这医生的名望是因为碰巧治好的几个病例而传播开来的，而且并不因我犯下的灾难性失误而减弱。
说是我在每个病例中都能保证病人康复，又有谁晓得他们的健康周期在我的治疗下，也有缩短的时候呢？那个时期我真该获得专业特许——明摆着我是一位来自伏拉维亚的“高明医生”。他们确信上帝与我在一起吗？有关上帝的信念来自那些大旱之年，来自夜间大草原上的狮群，来自在孩子们独处的房屋附近转悠的花豹，来自降落在大地上的蝗虫群——无人知晓它们从何而来，它们所过之处，片叶不留。他们对上帝的信念，也来自神秘莫测的欢乐时光——蝗虫群飞过玉米田竟未曾停留，或者春季雨水来得早、来得多，原野花草茂盛，五谷丰登。于是，我这个来自伏拉维亚的“高明医生”在真正的生活大事中，不过是个旁观者而已。
出乎我的意料，卡曼坦果真在第二天早上出现在我的房前。他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与另外三四个人稍稍隔开。那张半死的脸似乎流露出他毕竟留恋生活的某些情感，现在决心碰碰运气，做一次最后的尝试，以争取留住生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显示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病人。叫他什么时候来，他就什么时候来，从未错过。告诉他隔三四天来，他一准来。能记住这个数，在土著中可谓出类拔萃了。他以我前所未见的淡泊与坚忍承受着治疗痈疮的痛苦。在这些方面，我也许早该将他树为榜样，但我没能这样做，因为与此同时，他给我带来了许多忧虑和不安。
极少，我极少遇上这么一个充满野性的创造物，一个如此与世隔绝的人，以某种坚定的、执着的顺从，脱离周围的生活，把自己封闭起来。我能够让他回答我的问题，但他从不主动说一个字，也从不正面看我一眼。他没有任何怜悯心，总是带一点儿轻蔑的嘲笑，说明他比别人懂得多一点儿。当其他病孩流着泪清洗、包扎伤口时，他从来不屑一顾。他无意与周围世界发生任何接触，他经历过的接触把他伤得太重了。他在痛苦中所显示的灵魂之刚毅，乃是古代武士的那种刚毅。再没有比惊吓他更坏的了。他的放牧职能、他的哲学，使他对最坏的可能持有充分的准备。
所有这些都体现于高贵的举止中，使人想起普罗米修斯的宣言：“痛苦是我的要素，恰如仇恨是你的要素。今日你将我肢解，我也不屑一顾。”“啊，你把最坏的事都干出来吧，你是万能的！”但对于卡曼坦这小小的躯体，这是令人不舒坦的，令人寒心的。上帝面对着这个小人物所表现出来的风度，又意下如何？
我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看着我，向我叙述他的经历时的情景。这该是我们相识一段时间之后，我已经放弃了第一种治疗手段，正在尝试新的办法——我在书中查到的热泥敷法。我急于求成，以至将泥弄得太烫。当我把热泥糊在他的腿上，绑纱布时他叫了一声“姆沙布”，并扫了我一眼。土著借用这个印地词语来称呼白人妇女，只是发音稍有不同，又赋之以不同的含义，变成了非洲语汇。此刻，卡曼坦口中发出的是求助的声音，也是警告的声音，就像一个忠实的朋友在劝阻你不要再干那些事。事后，我是怀着希望回味这一幕的。我有当医生的雄心，我为泥敷得太烫而不安，但我毕竟还是高兴的，因为这是野小子与我之间的第一次理解的目光。这位沉溺于苦难中的不幸儿，所能期望的除了苦难还有什么呢？而今，从我的身上，他所期望的却不再是苦难了。
然而，虽然我给他的治疗有进展，可情况却不见转机。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为他清洗、包扎腿疮，但这种腿疮远远不是我所能治愈的。常常是一处腿疮稍有好转，不久，在新的部位又长出脓疮。最后我决定送他到苏格兰教会医院去就诊。
这一决定是至关紧要的，它孕育着充分的希望，给卡曼坦的触动很大——他并不愿上医院。他的牧童天职、他的哲学造就了他的与世无争。我坚持开车送他去教会，将他安排在一长溜的病舍之中。他在这全然新奇、神秘的环境里，禁不住瑟瑟发抖。
苏格兰教会的教堂临近我的庄园，在西北十二英里处，海拔高出五百英尺。而法国的罗马天主教会在庄园以东十英里处，地势较为平坦，低出五百英尺。我对这两个教会都没什么偏见，个人关系上都很友好，但对它们互相之间那种无法调和的仇视感到遗憾。
法国教士们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常与法拉赫一起骑马到那里去，参加礼拜日早晨的弥撒，一则可以讲讲法语，二则是去教堂的路上，骑马别有一番兴味。这中间有很长一段路穿过森林局种植的金合欢树林带。在早晨的空气里，这些树散发的新鲜、雄浑的松树般的芬芳，甜美得令人雀跃。
真是超群绝伦，罗马教堂不论在哪里，都笼罩着自己特殊的氛围。教士们自行设计、修建了教堂。土著团体给予了协助，他们为此感到自豪。这里有一座巧夺天工、灰色的大教堂，配带一座钟楼。大教堂矗立在开阔的庭院里，上面有平台和阶梯，周围是教会种植的咖啡园。这是本殖民地最古老的教堂，管理上也颇见功力。庭院两侧是带拱顶的餐厅和修道院建筑。教会学校和面粉厂位于河畔。你得登越拱桥才能进入教堂前的马路。教堂全由清一色的灰色石块砌成。当你骑马下坡来到它跟前时，它显得那么整洁、富有魅力，仿佛应该坐落在瑞士的南方州区或意大利的北部。
弥撒做完时，我的教会朋友们会聚集在教堂门口等候我，邀我到庭院对面那宽敞、阴凉的餐厅小酌。在那里，听他们纵论本殖民地的种种现状，以至僻远角落里的奇闻，挺有意思。在亲切、仁慈的交谈中，他们也会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你那儿掏走你可能有的任何新闻，就像一群活泼、棕色、多毛的蜜蜂——他们都留着又长又浓的胡须——停落在花朵上吮蜜。他们虽然对殖民地生活如此津津乐道，却始终过着法国式的海外生活，而对于某些高层次的神秘性，则颇有耐心，颇为敬慕而且达观。你会感到如果不是那个未知的权威的安排，他们不会在这里，那带有高高钟楼的灰色教堂，那拱顶回廊，那学校，还有他们那整个的种植园及教会所在地，也都不会出现在这里。一旦调令下来，他们所有的人都会撂下殖民地的种种事务，像蜂群似的飞回巴黎。
在我巡游教堂，出入餐厅时，法拉赫一直牵着两匹小马。在我们回庄园的路上，他能感觉出我欢快的情绪——他本人是个虔诚的穆斯林，滴酒不沾，但他将弥撒与饮酒视为我宗教的协调仪式。
法国教士们有时骑摩托车来庄园做客，与我共进午餐。他们给我讲拉封丹寓言故事，并对我的咖啡园予以指导。
苏格兰教会我不太了解，教区的上方以及周围的一大片吉库尤土地，风景都很壮观。可是苏格兰教会给我一种盲目的印象，它似乎对外界的一切视而不见。该教会费了不少力气让土著穿欧式服装，我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于土著无益。但它有一所很不错的医院。我在庄园的时候，这医院由慈善家、聪敏的主治医师阿瑟博士负责。他们挽救了庄园里许多人的生命。
卡曼坦在苏格兰教会医院住了三个月。他住院期间，我去探望过一次。有一回我骑马去吉库尤火车站，路过教会，那里有一条路曾一度通往医院花园。我发现卡曼坦一个人在草坪上站着，不远的地方还有几伙正在养病的人。那时候，卡曼坦好多了，能奔跑了。他见到我，便跑过来，隔着篱笆与我赛跑。他在篱笆里头小跑，就像围场里的一匹小马驹，眼睛老盯着我的小马，但没说一句话。到了花园的角上，他不得不停下来。我继续打马前行，回过头去见他像根木桩似的站着，仰着脑袋，目光追逐着我，酷似小马驹离开母马的神态。我频频向他挥手，开始他无所反应，继而突然高高扬起一只手臂，就像一支矗立的长矛。可惜他再没有举第二回。
卡曼坦在复活节的礼拜日上午返回庄园，交给我一封医生写来的信，内称患者大有好转，基本痊愈了。他一定知道信中的部分内容，在我读信时，他凝视着我的脸，但又无意向我谈他的身体状况，他心中有更重要的事哩。他总是很含蓄地保持着他的尊严，可这回却神采飞扬，透着抑制不住的胜利的喜悦。
所有的土著对急剧的效果具有强烈的意识。卡曼坦仔细地用旧绷带把他的双腿从下包到膝盖，存心要让我大吃一惊。很显然，他不是从自己幸运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而是出自忘我，愿给我以欢乐。也许，他依然记得我是怎样一次次因治疗失败而陷入苦恼的，他也深知医院的疗效是令人惊喜的。他慢慢地、一层一层地揭开绷带，从膝盖到脚踝展现出一双平滑的小腿，只有几块淡淡的灰色伤疤。
当他以其特有的冷静风度，足足让我乐不可支之后，他又一次令我高兴得目瞪口呆。他宣布他已经是基督教徒了！“我喜欢你！”他说，又补充说他想我会奖他一个卢比，因为这一天恰巧是基督升天之日。
他转身离开，去拜望自己的亲友。他的母亲是个寡妇，住在离庄园很远的地方。从事后我从他母亲那里听到的情形来看，我相信那一天是他性格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他对母亲畅叙了医院里的奇人异事之后，回到了我这儿，好像他理所当然是属于庄园的。此后，整整十二年，他一直是我的仆人，直至我离开肯尼亚。
我第一次遇到卡曼坦时，他看上去好像才六岁，可他有个兄弟好像已经八岁。他的兄弟们说他是老大，那么，他起码九岁了，一定是由于长期患病，他的发育才如此缓慢。现在他长大了，但给人的印象还是一个矮个儿，或者说在某些方面的发育有点畸形，虽然谁也说不确切。日复一日，他枯槁的脸圆润了，走起路来也灵便多了。我并不认为他丑陋，但也许我是以创造者的目光审视他的。他的双腿永远细如木棍。他的形象总是令人疑惑，一半是滑稽的小丑，一半是神秘的魔鬼，稍加修饰，他完全可以坐在巴黎大教堂顶上俯视下界。他内心具有某些闪光及充满活力的东西，在一幅油画中，他可以成为浓墨重彩、不同凡俗的一个斑点。基于此，他在我家庭的画面上是别致的一笔。他的头脑并非总是那么清楚，至少在白人看来是异常古怪的。
卡曼坦是一个富于思想的人。也许他常年在磨难中生活，养成了一种对一切事物的反应能力以及做出自己结论的习惯。他一生都是一个孤独的特殊人物。他即使和别人做一样的事，其方式也是与众不同的。
我为庄园的农民办了一所夜校，有个土著教师执教。我还从教会轮流聘请教员。我在的时候，那三家教会——罗马天主教会、英格兰教会、苏格兰教会都曾派教师来过。肯尼亚土著教育在宗教界很活跃。据我所知，那时除《圣经》和赞美诗集外，还没有什么书被译成斯瓦希里语。我在非洲期间，曾计划翻译《伊索寓言》，但总抽不出时间实现这一计划。尽管如此，夜校对我来说不失为庄园的一块乐土、我们精神生活的核心。我在这狭长的瓦楞铁顶的仓房里，不知度过了多少美好的夜晚。
卡曼坦会与我一起来夜校，但他不和其他孩子一道坐在课椅上。他站得稍远，似乎有意识地捂住耳朵不听讲课。他为这些孩子的纯真而感到欢欣，他们是心甘情愿被送来听讲的。我曾见到卡曼坦一个人在厨房里，郑重地、慢慢地回忆、摹写他在夜校黑板上看见过的字母和数字。我心里明白，他不会和其他人一起上夜校，即便他很想上。在他生活的早年，他内心有些东西是扭曲的，或封闭的；而现在，可以说正常的事也非正常了。他以自己孤傲的心灵感觉到这种隔膜。当他发觉自己与整个世界不协调时，便认定世界是扭曲的。
卡曼坦在钱上挺精明。他花销很少，曾与其他吉库尤人做了一系列合算的羊交易。他早早完婚。婚事在吉库尤世界里是十分昂贵的。我听到过他对钱财之无价值发表的颇有哲理的、高妙的见解。从总体来说，他与存在保持着奇异的关系，他能驾驭存在，却并不看重存在。
他的天性里缺乏钦佩。他承认、赞赏动物的智慧，但在我与他相识的全部时日里，我只听到他称赞过一个人。那是一个索马里少妇，曾在庄园里居住过。他在任何环境里，特别是面对他人的自信与自夸时，常常发出一种轻轻的嘲笑。所有的土著对于事情出了毛病或失败，总是怨天尤人或幸灾乐祸，这使欧洲人很反感，也很伤感情。卡曼坦则将这种个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而至于自我嘲讽，无论是对别人或他自己的挫折、患难，他都异乎寻常地高兴。
我发现吉库尤老年妇女也有这种心理。她们曾多次被篝火灼伤，备受命运的创伤。无论何时何处遇到命运的捉弄，她们总是万般情愿，似乎这种命运是其他姐妹的。在庄园里，我常让小男仆在礼拜天早晨向老太太们出售鼻烟，每逢这个时候，往往我还没起床，房子四周就有不少顾客拥着挤着，俨然一个陈旧的、乱哄哄的、光秃秃、干巴巴的家禽饲养场。她们压低嗓门嘀嘀咕咕的声音——土著很少高声喧哗——从开着的窗户传进我的卧室。有一个礼拜日早上，吉库尤人轻柔、活泼的交谈声突然升调，变为欢快的潺潺流水、哗哗的瀑布般的音调。屋外准有可笑的事情发生了。我把法拉赫叫进来询问。他不太愿意跟我直说，因为这一切是他忘记买进鼻烟引起的。老太太们从老远赶来，扑了个空。这件事后来成了她们取笑的话柄。有时我在玉米田的小路上遇到一个老太太，她也会直挺挺地站到我面前，对我伸出一根尖细弯曲的手指，黝黑、苍老的脸上堆起笑容，皱纹都缩在一起，好像被一根神秘的线绷着。她准告诉我，那个星期天她和老姐妹们一起，走了多么长的路到我那儿寻觅鼻烟，结果我忘了采购，以至她连点烟末都没买到——“哈哈，姆沙布！”
白人常抱怨吉库尤人不懂感恩，可卡曼坦绝不是那种不知报答的人，他甚至在言谈举止中就表达了自己的感恩之意。我们相识多年后，他曾一次又一次别出心裁地为我做一些我并未要求过他的事。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要不是我，他早就死了。当然，他也用别的方式表达谢意。他对我特别仁慈，特别乐于帮忙，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对我特别克制。也许他心中对于我与他归属同一宗教念念不忘。在愚人世界里，对他来说，我是白痴之一。自从他来我这里当仆人，将他的命运依附于我，我感到他那双专致的、富于洞察力的眼睛在注视着我，期待着清晰、公正的批评。我相信，从一开始，他就将我为他治病所经受的烦难视作一种毫无希望的古怪举动。但他不论何时总对我表示出莫大的兴趣与同情，他竭尽全力引导我走出无知的境地。在有些场合，我发现他对问题进行长时间的思考，并且细心解释他的指点，以便使我更容易理解。
卡曼坦在我庄园上的仆人生涯始自照管家犬，以后又成为我看病的助手。我这才发现他的双手是怎样的灵巧，虽然那双手从外表看很难使人得出这种印象。之后，我派他进厨房当老厨师爱萨的帮手；爱萨被人杀害后，他取而代之，一直是我的厨师。
土著通常对动物的感情很淡漠，但卡曼坦却与众不同，他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他堪称养狗专家，与我家的几只狗相处得很融洽，还经常向我通风报信——狗在想些什么，想要些什么，或对外界有什么反应，等等。他养的狗从不长虱子。不知有多少回，我与他半夜里被狗的嗥叫惊醒，然后借着一盏防风灯的光亮，从狗群身上一个个地把“希亚福”——非洲大蚂蚁捉下来。“希亚福”专注地向前继续进军，一路上遇到什么就吃什么。
卡曼坦在教会医院住院时，也一定是留心观察——哪怕是与他直接有关的事，他也既不敬畏，亦无成见——他是个爱动脑筋、有创造才能的医生助手。离开诊疗所后，他还常常从厨房里过来，参与诊治，向我提供很有益的建议。
但作为厨师，他又判若两人。在他身上，自然力向前飞跃了一步，摆脱了才能与天赋的序列限制。事情变得神秘、不可思议，犹如你与天才打交道那样。在厨房，在烹饪世界，卡曼坦具有天才的一切禀赋，甚至天才的厄运——在自己的力量面前却无能为力。如果卡曼坦生在欧洲，并师承明智者，他极可能成为名人，以怪才留名青史。而在非洲的此时此地，他鹤立鸡群，在自己这门做饭的艺术上，堪称大家。
我对烹饪颇有兴趣，我第一次返回欧洲游历时，曾在一家有名的饭馆拜法国名厨师为师，学习掌灶。我觉得，在非洲能做一手好饭菜，是很有意思的。由于我对烹调艺术这么入迷，这位皮罗切特破例允许我与他合营饭馆。现在，眼前的卡曼坦也如此热衷此道，不禁又勾起我的兴致。与他合作，证明了我眼光之远大。我想，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对掌勺儿的艺术如醉如痴更神奇的了。不管怎么说，它在某些方面是神授的、命中注定的。我觉得就像一个重新皈依上帝的人，颅相学者向他指出人类头脑中神学理论的位置。如果神学理论得到验证，那么，神学本身就能成立，最终，上帝的存在也就确定无疑。
卡曼坦的手在烹调上之灵巧令人惊奇。厨房里那些诀窍、门道，那些绝技，对于他这双黑黝黝、弯曲的手来说，如同变戏法一般。这双手无师自通，精于炒鸡蛋、烙馅饼、调卤汁、制蛋黄酱。他具有一种特殊的化繁为简的天赋，就像传说耶稣小时候用黏土捏成小鸟，让它们飞上天一样。所有复杂的炊具他都不放在眼里，似乎老用这些东西很不耐烦。我给他一个打蛋器，他搁在一边任其生锈，而将我修整草坪用的除野草的刀子拿来打蛋白。他打出的蛋白蓬松高耸，好像一片片轻巧的白云彩。作为厨师，他的眼光锐利，极其敏感，他能一眼挑出养鸡场里最肥的鸡。他用手掂一下鸡蛋，就能知道是什么时候下的。他琢磨出一整套改善伙食的方案，还通过某些关系从远方一位替医生干活的朋友那里，为我搞来了正宗莴苣种子，而这正是我多年来未能觅到的优良品种。
他对食谱的记忆力极强。他不识字，也不懂英语，那些烹饪书对他毫无帮助，他一定是运用自己特殊的系统化方式——对此我永远无从懂得——将学到的一切储存在他那其貌不扬的脑袋之中。他给每道菜都起了一个与请客时节有关联的名字。他把有的卤汁称为“劈树的闪电”，有的则冠以“死去的灰马”，奇妙的是他从不将这些东西混淆。只有一样，我试图让他记住但未成功，那就是每顿饭上菜的次序。为此，在晚宴前我必须给我的厨师画一张示意图：第一是汤，第二是鱼，第三是鹧鸪或洋蓟。我不太相信卡曼坦的这一失误是记忆缺陷所致，我觉得，他心中肯定坚持认为一切事物都有限度，在那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上，不必浪费自己的时间。
与一个怪才共事是令人激奋的。名义上，这厨房是我的，但在我们合作的过程中，我感到不仅是厨房，而且整个我们合作的世界，都转移到了卡曼坦手中。在这里，他透彻地理解我对他的希望，有时不等我说出来，他就把我的愿望变成了现实。但是说句实话，他究竟怎样或为什么干得如此出色，我还不得而知。一个人能在一门艺术上如此出类拔萃，可实际上却并不真正理解这门艺术的真谛，而且对它除了轻蔑之外，毫无感情可言，这真令我感到莫名其妙。
卡曼坦可能对我们欧洲菜的味道究竟应该如何没有概念。尽管他的言谈、他与文明的联系并不逊色，可从心灵上来说，他毕竟是不折不扣的吉库尤人，扎根于自己部族的传统，扎根于他对传统的信念，这是唯一有价值的做人之道。他有时也品尝自己烹制的饭菜，但脸色马上变得充满怀疑，就像一个巫婆从自己的煮皂大锅里蘸一点巫水尝尝。他专爱吃土著祖传的食物——玉米。在这方面，他有时也会忘乎所以，给我送来一份吉库尤风味——烤白薯或一团羊脂——活脱像一条文明的狗，因为长期与人相处，会衔一块骨头来放在地板上作为礼物。我感觉得出，他在心灵深处将我们极端讲究地烹调食品视作绝顶愚蠢的行为。有时我试图从他嘴里套出他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但每次都没有结果。他虽然在许多问题上都极为坦率，但在某些方面又守口如瓶。这样，我们在厨房里充分合作，求同存异——而将各自对烹饪的看法束之高阁，不去论它了。
我曾派卡曼坦去马莎依加俱乐部、我在内罗毕的朋友们的厨师那里学习——只要我发现他们那里有什么新鲜菜。所以在他当厨期间，我家在整个殖民地总是以美味佳肴著称。这使我无比愉快。我渴望有人品尝我的艺术，很高兴有朋友来共进晚餐。卡曼坦却对任何人的赞誉都不动心。不过，他能记住常来吃饭的朋友们各自的口味。“我给伯克里·考尔先生做白葡萄酒炖鱼，”他说得很严肃，似乎说的是一个狂人，“他给你送来了炖鱼的酒。”为了得到权威的意见，我邀请我的老友、内罗毕的布尔帕特先生来庄园吃饭。他是老一辈大旅行家，费尼思·福格家族的后裔。他周游全世界，遍尝各地美食佳肴，他从不为未来伤脑筋，只要现在能尽情享受。五十年前的体育及登山书籍，叙述了他运动家的业绩，也谈到过他在瑞士和墨西哥的登山壮举。有一本专述打赌之最的书叫《来得容易去得快》，里面可以读到他为了打赌怎样穿着晚礼服、戴着高帽子横渡泰晤士河；继而又更浪漫地畅游赫勒斯滂海峡，像林达尔、拜伦那样。我是多么高兴他来庄园与我共进私人晚餐。为一个你十分崇拜的人物奉献亲手制作的佳肴，怎么不令人兴奋呢！作为酬谢，他谈论起对饭菜以及其他世事的见解。他告诉我，他在别处从未吃到过比这更好的晚餐。
王尔斯王子驾临庄园晚宴，是我的极大荣耀。他对坎伯兰卤汁大加赞赏。这是唯一的一次，我向卡曼坦转达王子对他手艺的表扬时，他兴致勃勃地听着，十分入神。土著对国王不胜景仰，也喜欢谈论他们。好几个月以后，卡曼坦还很想再听听王子的赞扬，突然问我，就像法语读本的句子那样：“那个苏丹王的儿子喜欢猪肉汤吗？他全喝下去了吗？”
卡曼坦在厨房之外，也处处表现出对我的关心。他总是愿意根据他对生活中的祸福利害的特有观念与判断，助我一臂之力的。
一天夜里，午夜之后，他突然蹑手蹑脚地走进我的卧室，手里提着一盏防风灯，好像在巡夜一般。那还是他来我家帮工不久的事，他还很小，站在我床边就像一只迷失方向飞进来的黑蝙蝠，一双大耳朵张开着，那盏小灯像是一小簇非洲磷火。他讲话的神情特别严肃。
“姆沙布，”他说，“我想你最好起来。”
我起身坐在床上，十分窘迫。我想，要是有什么大事发生，该是法拉赫来接我。可我第二次让他离开时，他仍站在那儿。
“姆沙布，”他又说，“我想你最好起来。我想是上帝来了。”
一听他这么说，我真起来了，问他为什么这样想，他郑重其事地领我走进面向西侧山峦的餐厅。此刻，透过窗户，我见到了一幅奇特的画面：外面的山上，一片大火正在从山顶蔓延到平原，荒草漫天燃烧。从我宅子看去，山火好似一条垂直的线，看着真像是某种庞然大物在行进、朝我们走来。我伫立良久，注视着山火，卡曼坦在我旁边观察着。后来，我向他解释山火的起因，我意在安慰他，因为我感到他十分害怕。但我的解释没能让他真正信服。显然，他来叫我，是在执行某种使命。
“是的，”他说，“也许是这样。但我想你还是起来好，万一真是上帝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