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学指导思想中的几个认识问题

1990年

办学指导思想包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以及如何保证学校的社会主义方向等。它是统帅我们各种教改措施的，一所学校办学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办学指导思想。

现就近十年我们遇到的几个认识问题谈一点看法。这些问题是：（1）成材率与升学率；（2）德育为首与全面发展；（3）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4）减轻负担与提高质量。

一、成材率与升学率

大约在十年前，当时联系附中的大学党委何东昌同志向我们提出：“我向你们要的是成材率，不是你们的升学率。”他在联系附中几年里确实没有问过我们升学情况。

“成材率”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如何分析，又如何衡量？

经过认真探讨，我们认为学校培养的学生对社会的贡献究竟如何，“是促进社会发展，还是无所作为，抑或成了社会的负担”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中学阶段是打基础的阶段，就某一个学生而言，他的成长、发展、对社会的贡献，可能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化，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学教育。但也正因为是“打基础”阶段，就宏观上分析，学生们总体的表现是与中学阶段的基础打得如何紧密不可分的，因此“成材率”是客观存在的。

我们办学的最终目标还是要提高“成材率”，使培养的学生能对社会作更多的贡献，因而我们要想方设法了解我们办学的最终效果。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将“毕业生追踪调查”作为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对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校友我们采取函调、开座谈会与个别深谈等方式进行调查，调查的内容除了一些基本情况外，主要了解“在学习期间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在工作中感到中学生活这一段最有用的是什么？”“你觉得在中学阶段首先应打好哪些基础？”等等。

对于在大学中学习的校友的表现情况，我们以清华大学为典型进行调查（因为我们每年都有四五十人，最高时有七八十人考入清华大学，有调查的有利条件），调查他们德、智、体几方面的情况。学习方面复制了他们的全部成绩单，和他们所在班的各科平均分，观察我们的学生中哪些学科较强，哪些较弱，并且观察他们在学习上呈相对上升趋势，抑或呈下降趋势。在体育方面观察体质、体能的比较数据与因健康原因不能坚持学习的人数比例，德育方面进行了三次调查（81年、85年、89年），统计担任社会工作情况，申请入党与被吸收入党的人数，及受各种奖励与处分的情况，并找了他们本人和大学的班主任了解表现情况。

所有这些调查虽然目前还远远不能就“成材率”上得出什么结论，但对于我校毕业生在德、智、体几方面的基本情况与兄弟学校相比哪些方面有所长，哪些方面不足，以及在中学“打基础”阶段主要应打好哪些“基础”是很有帮助的。对于坚定我们要看“成材率”的办学指导思想也起了重要作用。

对附中而言，“成材率”与“升学率”的矛盾83年以前和83年以后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在1977年文革后第一次高考中，附中只上线1人。同时，全校46个班的二千多名学生中，却有近百名有严重错误行为的“闹将”，仅被公安部门正式逮捕处以劳教以上的，自1978至80年就有34人（未计入拘留，但包括与校内勾结的已毕业校友）。

提高升学率需要靠班主任和教师，降低“犯罪率”，挽救一大批具有劣迹的青少年更需有经验的班主任，需要不嫌弃他们、能根据他们的实际文化进行教学、并使他们能对学习产生兴趣的好教师。这对当时师资极为困难的（仅文化程度一项，134名教师中，大学本科毕业的仅26人，不到20%）附中来说，在力量分配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我们当时提出：“少考上一个，会有兄弟学校补上，多挽救一个，可少增加一份社会负担”，并按此认识做了安排。把数学教研组组长孔令颐（现为特级教师）安排至“基础班”教学，把语文教研组组长杨德骥（现任副校长）抽出来抓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经过全体干部与全校教工的共同努力，使被法办的学生从1978年的23人降为1979年的7人，1980年的4人，至1981年，学校才有了起码的教学环境。与此同时升学人数也逐渐增加。1978年为108人，1979年为140人，1980年为213人，1981年为254人。

1980年，在北京市，我们是首批将高中改为三年制的学校，当年附中的初中毕业生除了进入本校三年制高中外，都进入了二年制的兄弟学校，余下的中考不及格的学生，没有一所学校愿意录取的，只好留在附中，编了一个二年制的班。对这些成绩很差、又不想学习的学生如何培养？是按照市里统一的教学计划进行教学，还是针对他们的情况另定计划？我们取了后者。不考虑升学，不要求完成规定的教学内容，只要求他们对学习能产生兴趣，道德行为能合格。1982年高考时确实如预料的一样，该班学生一个也没考上大学，但他们开始对文化学习有了兴趣，学习上有很大提高，道德行为也有很大好转。1982年清华附中高考“剃了光头”，社会上引起不小震动，校内师生都受到不少压力，但大学领导没有批评与责怪，学生家长们也绝大多数都不是埋怨附中，而是感谢附中的。

1983年及以后，清华附中的升学率一直保持很高的水平，几次达到了100%。这一段时间里，“成材率”与“升学率”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作为市重点中学，生源条件较好，应该为高一级的学校输送更多更好的人才，从这一点上看两者是统一的。但毕竟升学率主要是反映了学习的成绩，更确切地说是高考“考试的成绩”，因此“成材率”与“升学率”的矛盾往往反映在处理智育与其他几育的关系上，特别是反映在贯彻“德育为首、全面发展”的方针上，反映在对“减轻负担、提高质量”的认识上。在附中，比较集中表现在：干部与教师们受到来自社会（包括教育部门）和家长的强大升学压力，注意力比较容易集中在本学科的应考能力上，而忽视了教书育人，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忽视学生自己获取知识、运用知识能力的培养。

南京师大附中的校长胡百良去年对我们说：“现在的很多做法是在培养考试机器，而不是真正为培养人才打基础，某些方面甚至是扼杀人才。”看来这个问题不只是清华附中存在，也许有一定的普遍性。

经过十年教改，特别是通过对毕业生的追踪调查，我们逐渐形成这样一个认识：“升学率”是反映重点中学质量好坏的一个方面，但并不反映全面，就学生学习的质量来看也只是反映了一个方面，而且只能看到短期效果，还不能反映这个方面的长远效果。因此作为学校领导和上级领导一定不能随着压力跑，更不能给下级与教师施加压力，我们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为“成材”打好“真正的基础”上。

从大量的毕业生调查看，他们在中学阶段印象最深的，在工作和学习中感到帮助最大的并不是某些文化知识基础（当然打好扎实的文化知识基础是很重要的），而是“做人、治学与健体”的基础。

“做人”是指打好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基础（懂得社会的发展有客观规律，人生的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而不是对社会的索取），和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规范基础。

“治学”是指自己获取知识与运用知识的能力，当然这些能力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基础知识，但是靠老师“嚼得很烂”“填鸭式”地喂给学生，恐怕是打不好治学基础的，大学反映有些学生的“高分低能”可能与此有关。

“健体”是指健康的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健康的体魄与养成锻炼习惯的重要性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些心理素质例如“意志”“毅力”“精神风貌”“作风习惯”等却是我们过去想得较少而校友们谈得较多的。他们形象地说：“清华附中给予了什么事都想问一个‘为什么’的钻研精神，和做什么事都要达到目的的‘不服输’精神。”

十年来，清华附中就是围绕如何打好“做人、治学与健体”这些基础而努力地探索实践的。

二、德育为首与全面发展

近十年来清华附中始终贯彻“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和“德育为首、全面发展”的方针。

“德育为首”目前没有人公开提出反对，但认识上不尽相同。有些人一听到德育为首就要强调“教学为主”，听到要搞教育活动就要强调“寓教育于教学之中”，好像德育为首就要削弱智育似的，于是“德育为首”“教学为主”（有时再加上一个“健康第一”）必须并提，好像“德育为首、全面发展”这个提法不完善似的。

我们对“全面发展”的理解前面已经提到了，就是对学生将来“做人、治学与健体”打好基础，也就是在德、智、体几个方面都打好基础。而其中应把“做人”、打好德育基础放在首位。当然在学生活动安排上必须贯彻“教学为主”的原则。不能让过去曾经出现过的“政治任务压倒一切”“政治活动可冲击一切”的情况重演（“教学为主”“教学为中心”都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来的）。

我们把德育工作放在首位是基于下面几点认识：

（1）我们要培养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它是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制度包围之中。我们国家又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过来的，经济上还比较落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既要吸取资本主义阶段的一切可以继承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又要判别与清除资本主义腐朽落后的东西，在批判继承中来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就需要政治上很强的一代人。东欧的演变、前苏联的瓦解，告诉我们在培养目标上必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因此也必须在中学阶段把打好德育基础放在首位。

（2）中学阶段正是人生道路上开始“理性思维”的阶段，学生自觉不自觉地要了解社会、了解人生价值，所以是人生观、世界观开始形成，打基础的阶段，也是道德行为、作风习惯、心理素质的重要“养成”阶段（当然“养成教育”的很多方面应该从小学甚至更早打基础）。

如果不在这个阶段从正面打好基础，社会上的负面不良影响就会乘虚而入，一旦形成错误思想和不良行为，纠正起来要比文化知识的弥补困难得多，所以在这一阶段一定要把打好德育基础放在首位。

（3）德、智、体几方面的发展是互相影响、相互促进的，而人的行为都是受思想支配的，因此思想工作对其他几育的发展影响尤为明显。从附中的实践看，班主任把班抓好了，各科的成绩便都能上升，体育活动也可较好开展。附中有个市先进集体班（813班），各方面都先进，但到高三上时学习成绩仅为年级第三。学校向他们指出后，全班奋发图强，自己组织起来寒假留在学校复习，相互帮助，相互关心，结果毕业时全班没一个掉队的，平均成绩跃为全年级第一，而且比第二名高出了10分，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我校从82年起在高三年级停课几天进行“集中思想教育”，内容是“明确责任，树立理想，找出差距，定出措施”，其核心是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激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这一做法收到极为明显的效果，并为广大教师与学生接受和欢迎。现在，“高三集中教育”已形成了制度。这一事例再次证实了德育对全面发展的影响，集中几天就学习目的和态度进行教育、提高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多上几天课的作用。

因此，从“要做好各种工作首先要做好思想工作”的角度来看，也应该把打好德育基础放在首位。

（4）“智育”有硬指标，“德育”是软任务，在强大的高考压力下，特别是高考主要反映的是学习成绩的情况下，师生的注意力都容易偏向智育。加上德育工作费力大，有时效果不明显，有时还会出现反复，教师们花了很多精力，却看不到效果，甚至有时还遭学生怨恨，因此教师的自发倾向是愿意多担教学任务而不太愿意担任班主任等教育任务，注意力容易放在教学上而忽视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领导（包括学校与上级）不首先把注意力放在德育工作上，就容易把这方面“打基础”的工作挤掉。多少年来我们对智育的培养还是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既有教学计划，又有大纲，还有教材教法，而德育工作既没有教学计划，又没有大纲，在部分教师中还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所以作为领导更应该明确与强调“德育为首、全面发展”的思想。十年来，附中很重视这项工作，除了在日常工作中注意学习、经常宣传外，每年要举行一次“德育研讨会”，由班主任或全体教工参加，每年的干部总结与党员的组织生活都要检查这方面的认识与执行情况。

在这十年中，附中于1980年为大学党委起草了《关于加强青少年教育的提纲》，发至大学各系、各单位以引起清华全体党员来关心青少年的德育工作。1982年开始搞“高三集中教育”，83年开始组织学生参加“学农”劳动，85年开始组织学生参加军训。与此同时认真探索“寓教育于教学之中”“寓教育于各项活动之中”的经验：政治课密切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来进行系统理论教育，班主任抓好班风，抓好主题班会，并注意在各项活动中进行教育。我们探索了学生自我教育的各种形式，如开展读书活动、写“团日志”、举办“五四大团日”活动、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写调查报告等等。我们还充分利用社会力量进行教育，如与中央警卫团开展军民共建活动，邀请教育家、科学家、革命先辈和校友来校作报告、座谈，组织家长配合学校的教育工作。此外，我们还开展了“青春期教育”，聘请医生和教师进行心理咨询，开辟心理咨询室。我们还在学生中进行党课教育，83年到89年共发展了11名党员。1986年，我们系统地总结了德育工作的指导思想与实践，写了《学校工作的首要任务是“育人”》（约二万四千字）在海淀区教育工作会议上进行了交流。

从对毕业生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了工作中的不少问题，同时也看到了一些效果，增强了一些信心。附中学生毕业后考上清华大学并担任社会工作的较多，从83年到89年在清华大学入党的有53人。

三、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

80年代初，为了配合校风的整顿，把学生们“旺盛的精力”引导到健康的方向上来，附中大力组织了各种课外活动小组，最多时全校有75%的学生参加。84年我们总结了这方面的工作，提出了“两个渠道”进行教育的构想。就是在原来的“以教师讲授为主、以课堂教学为主、以传授系统理论知识为主”的教学渠道的基础上，建立“以学生自学为主、以实践为主、以学生自己动手动脑处理解决实际问题为主”的“第二渠道”。如果说前者（“第一渠道”）是传统的“学校培养人才”的渠道，那么后者是“在实践中自学成才”的渠道。前者的长处在于学习理论知识系统，有利于发展智力与培养双基能力，同时便于大面积施教，打好共同的基础。后者则对于培养获取知识与运用知识的能力、培养组织工作的能力有其独到的优越性，特别是对于一些主要通过反复实践才能“养成”的心理素质，对于发展个性、激发钻研兴趣，直到奠定其“职业理想”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的构想是充分发挥第一渠道的优势，同时逐步建立“第二渠道”，把它纳入教学计划，制订教学的指导性大纲，建立师资队伍，建立考核制度等。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再使其相互渗透，相互贯通，形成一个新的、统一的“两个渠道”的教学体系，充分发挥“两个渠道”各自具有的优势。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与主观认识上的不完全一致，我们目前第一步的工作还有待完善，但近十年来的实践还是显现了一些成效。现举几例如下：

（1）清华附中近几年来有五人次在物理、化学、信息学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得了奖牌，还有七位在我校培训学习的同学得了数学奥林匹克赛的金牌。我们已把有关材料汇编印成一个文集，从材料中可以发现他们的共同点是：全面发展，对各科的学习都很认真，基础扎实，同时喜欢动手动脑、钻研探索，有很强的自学能力。如杨澄，在小学就和一个借读的美国同学一起聊天、玩耍，学会了英语会话，达到了可以在美国念书的程度，他掌握计算机是从小学自学《少年BASIC》等书开始，主要是靠自学。吴颉，上小学时就让家长半夜叫醒起来观察月蚀，让家长买鱼回家做解剖，家里还为她订了十多种报刊让她自己学习。上中学后她自学了大量参考书，学习拔尖的同学借阅的书，她一定要借来看看。下午放学后，一般都去阅览室。陈晖，高一开始就自学大学的数学课程，高二起又自学大学的化学课程（阅读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等参考书）。

他们另一共同点是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有意志、毅力，有钻研与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对此他们不觉得有负担，反觉得很有兴趣，按杨澄的话来说“通过自学掌握了一个新知识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2）王颐是附中“学生天文爱好者协会”的主席，经常组织协会成员观测天体，87年《日环蚀观测》论文获全国评比一等奖。88年被选为北京中学生“希望之星”十佳之一。89年被选送至加拿大皮尔逊学院念大学预科（当时附中推选3名候选人，他是三人中学习考试成绩最低的，大约在年级前114名左右，但清华大学专门组织的专家组面试时选中了他）。到该院后，他又组织了天文爱好者小组开展活动。在加拿大全国青少年科学比赛中，他的论文《太阳黑子分布》获银质奖章与特别奖。90年暑假他被选送到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直属的匹兹堡天体物理研究所参加观测学习，成绩突出。鉴于他的成就，加拿大皇家天文学会破格吸收他为会员。最近美国哈佛大学授予他国家学者称号（见92年7月19日《光明日报》）。

（3）学生裴威，在校学习时对摄影、生物、无线电、古典文学均有兴趣，先后参加过有关的课外活动小组。地学老师曾浩然吸收她参加了“地学小组”，参加内蒙沙漠草原考察活动后写了《从华北平原到内蒙古高原》《从没有草就没有雨谈起》《草原散论》等文章，分别获北京市一、二等奖。她在《内蒙之行的体会》中写道：“人的一生怎样才算有价值呢？有的人觉得要成为爱因斯坦或居里夫人那样的伟人，名垂青史才算有价值。也有人觉得要给自己争得优越的物质享受和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这才算没有枉度一生。此次考察的所见所闻启发了我，一个念头在我心中油然而起：假如我能为那些默默地劳作着的人们做些事情那该多好啊！譬如说：今后研究地理或者农学，为他们培育出适合高原地区稳产高产的品种，为农牧区作出科学的开发利用规划，使落后地区能有所发展。即使我始终是社会中微不足道的一员，我的生活仍将是有意义的。”高中毕业后她违背了母亲要她学医的遗愿，毅然第一志愿报了北大地理系。

（4）学生蒋耘中⁽⁶⁾中学阶段在党组织引导下自学了十余篇马、恩的原著，通读了毛选四卷和刘少奇有关党的建设的著作，打下了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党组织的历史使命的认识的坚实基础。他在学校生活的实践中以革命先烈和优秀党员为榜样，学习和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班里、年级里，以至学校里做了大量社会工作，成为文革后附中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在附中学生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毕业后他被保送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系学习。大学毕业后被留校做学生工作。

“第一渠道”的改革不能局限于“改进教学方法”“提高45分钟的效益”上（无疑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而且需花大力气持续不断地抓的），还应该在教学目的与内容上下功夫（特别是上级领导部门）。中学阶段“打好双基”，应着眼打好对自然界与社会发展的运动规律的认识基础，打好自己获取与运用知识最必需的工具课（语文、外语、数学、计算机等）基础，并打好最基本的动手能力和技能基础。

要处理好“教师讲”与“学生练”的关系。应删除那些不常用又要死记硬背的知识，什么哪年哪月哪日在什么地方发生什么事情等等，特别不应拿这类问题去考学生。对于技能性的课程应重在“会使用”，删减那些“繁琐”的“语法”“句法”，特别不应为打分方便而把考试重点放到这些方面去。

除了“基本技能”的掌握需要“养成”外，道德行为规范、作风、习惯、能力、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等都需要“养成”，这些都是光听老师讲不可能形成的，要在大量的实践中培养（当然老师讲的道理和要求很重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培养的。“养成教育”是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其重要性在中学阶段绝不亚于知识的学习，而“第二渠道”的建设与开发，将为解决这个“课题”提供极为广阔的场所。

四、减轻负担与提高质量

“减轻负担、提高质量”是清华附中文革前的传统，当时学生每周课时（不包括体育）为24，全部文化课上午上完，下午安排体育课、班会、自习课与各种课外活动，从当时德、智、体几方面的记录情况，和毕业近20年后我们做的毕业生情况调查来看，总的质量是好的。

我们说的“减轻负担”是指减少教学计划中必修课的课时与课外作业。有人说：“哪有减轻负担又提高质量的，是否负担越轻，质量就越高？”我们说：“不是。”就单门学科来说，一般是花的功夫多（学生花的学习时间多）质量会好一些，但是就学生总的负担来说就不一定了，这是因为：

（1）课时与作业负担过重将会影响“德育为首、全面发展”的方针，不利于在德、智、体几方面都打好基础。

（2）必修课的“课业负担”对绝大多数的同学来说是打好基本的、共同的基础所必要的。但我们还需要通过“第二渠道”来发展学生各自的个性。如果负担过重就会使绝大多数同学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发展各自的个性。

（3）前面提到了学生在中学阶段打基础，在很多方面是要靠在实践中“养成”的，而这种“养成”只靠听课、做作业是不够的，如果负担过重就会大大影响需通过“养成”才能打好的基础。

（4）学生对学科的学习也要在“良性循环”下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即学生对学习感到主动，因而对该科学习也有兴趣，主动钻研又会进一步加深兴趣。如果学生的学习成天被“压着走”，提不起兴趣，就会愈来愈被动，愈来愈没有兴趣，甚至感到是“吃苦果”、是“苦差事”，这样不但收不到效果，反而会产生厌学情绪。

从上面的几点看，让学生必做的总“课业负担”（包括上课与课外作业）不能过重。这就要求各科的负担要适当，要考虑总体综合效果。

在近十年中，由于要增加的东西较多，例如：“第二渠道”的开辟，选修课的开设，劳动技术课的开设，还有形势教育、法制教育、人口教育等，计算机课实际上已成为必修课，再加上有些学科的初中教学内容放到了高中，而原有必修课的课时与大纲要求并没有降下来，形成了“只做加法不做减法”的状态，再加上各科的高考复习时间提前，教师讲新课时间减少，都迫使教师们不断要求增加课时。因此“压缩课时，控制负担”成了贯彻办学指导思想的一个矛盾焦点。

我们统计了1990年暑假以前历届三年制毕业生的各科教学总课时数、周课时数和高考复习的开始时间，必修课（包括体育）最高周课时为32，最低为26，平均为28.9。就三年会考过程来说，1984－1987年的一届平均周课时为26.8，是最低的；就当年各年级的周课时看，1985年时三个年级平均周课时为26.5，是最低的；目前又有回升趋势，90年毕业班（1987－1990）的平均周课时到了31.3，为历届中最高的。

1990年暑假前，为了贯彻教委新的教学计划，我们在学生中进行了一次普遍的问卷调查，高二学生中对目前的学习生活有兴趣的只占4%，感到有苦有乐的占了55%，21%感到一般，17%认为比较乏味，有3%的同学认为是“苦差事”。他们中认为目前负担太重的占3%，认为偏重的45%，认为合适的45%，睡眠时间不足8小时的占33%，锻炼时间在一小时以上的占26%，课外学习时间在一小时及以内的为7%。其中高一年级的课时比高二年级的重，各项比例也是高二年级略优于高一年级，说明总的调查还是基本上反映了实际情况。目前总的负担还是“偏重”。

我们的毕业生在大学学习阶段究竟怎么样？从升入清华大学的学生调查统计情况来看，情况大体是这样：从1983年到1990年七年间升入清华大学约500人，平均每年进入的人数大体是北京市进入人数的10%左右，占全国的3%左右；入学学生的高考平均分，基本上略高于北京市进入学生的平均分，但比全国平均分要低；高考分数很高的学生不多，多数同学入学时的考分是处于班上的中间（略偏下）的水平。在大学调查中的反映是：体育活动参加情况较好，技能也较好，但因健康原因不能坚持学习的比例高于全校平均值；参加社会工作的较多，担任各级干部的多，但纪律作风上较散，有个别受到校纪处分；学习情况有的学科稍长，有的学科稍短，但总体上说在班上各科的平均分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实验、实习、专题研究、毕业设计的平均分略高于班上的平均分（说明在动手和联系实际方面略有优势）；大学免试推荐研究生的百分比为16.5%，比大学的平均比例10%左右高；1987年后大学实行奖学金制度，特等奖学金全校4人（本科生、研究生各2）中没有附中毕业生，一等奖学金全校91人，附中有5人，占5.5%。蒋南翔奖学金全校15人，附中有2人，占13%。光华奖学金全校192人，附中有5人，占2.6%。以上统计说明附中学生总的得奖人数超过了全校的平均值。这些数据使我们对附中的办学指导思想增添了信心。特别是在附中发展的党员和按照我们的指导思想推荐给大学的保送生，绝大部分表现突出，在大学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使我们相信，如果更自觉地按照这些办学指导思想去做，是能够培养出一批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的，也是能够胜任国际上的科技领域挑战的。

人才的质量最终要经过社会的检验，这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有所反映，我们目前的调查主要还局限于大学学习阶段，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追踪调查。此外，清华附中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想学理工的（想学文科的仅百分之几），我们的不少设想也更多地是从这个实际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