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　产业生态理论

20世纪70年代，美国地球化学家Cloud在其论文中首次使用了“产业生态学”（1977）。随后，Frosch和Gallopoulos在《制造业的战略》中首次正式提出了产业生态学概念（1989）。1990年，美国国家科学院与贝尔实验室在全球首次“产业生态学”论坛上对产业生态学的概念、内容、和方法及其应用前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基本形成了目前产业生态理论的基本框架。

产业生态理论其实是引入了自然界的生态系统概念，认为产业生态是具有自调节功能的“雨林”范式（尹磊等，2011）。这种范式具有多样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在产业生态系统中，由于诸多行动者“杂居”，有可能产生新“物种”，如新的创新成果、新的产品和服务，甚至会形成新的产业或业态等，而这些新的“物种”的质量则取决于产业生态的质量。森·罗森伯格等以创新型企业作为观察对象，对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企业通过狭义产业链、产品链、供应链、服务链等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链结构（2017），这其实描述的就是企业所处的产业生态环境，如图2-2所示。

图2-2　创新型企业所处的网链结构生态环境

资料来源：（美）布朗温·H.霍尔.创新经济学手册（第一卷）[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医”“药”在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步形成了各自层次丰富、构成复杂的产业生态体系。本书不仅关注产业层面与产业主体层面的“医”“药”协同发展，而且关注二者在“中观”层面的协同发展，并将“医”“药”这一虚拟的“中观”结构概括为由核心层、支撑层、载体层、监管层等四个部分构成的产业生态圈层体系。以此为基本分析框架，对“医”“药”现有各产业生态圈层内的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的特征展开分析（详见本书第4章）。同时，本书认为“医”“药”的协同发展的根本在于“医”“药”的协同创新网络构建，即由研究型医院与创新型药械企业这两个“医”“药”核心层内的关键行动者之间的紧密协作结成的“双元”，以及由“医”“药”相关行动者集合构成的知识支撑、政策供给、支付激励、平台导入、资本驱动等“多极”形成的“双元—多极”医药协同创新网络模型，如图2-3所示。

图2-3　“医”“药”协同发展与“双元—多极”医药协同创新网络模型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