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她依然感到自己在圣詹姆士公园和彼得争论，依然认为她没嫁给彼得是对的——确实很对。因为一旦结了婚，在同一所屋子里朝夕相处，夫妻之间必须有点儿自由，有一点自主权。这，理查德给了她，她也满足了理查德。（譬如，他今天上午在哪儿？在什么委员会吧，她从不过问。）然而，跟彼得一起非得把每件事都摊开来，这令人难以容忍。当两人的关系发展到那一天，在小花园喷泉边出现了那个场面时，她不得不与他分手了。要不然，她深信他俩都会毁掉，双方全得完蛋。尽管如此，多年来她私下里忍受了这份悲伤和苦恼，犹如利箭钻心。继而是那可怕的时刻，有人在一次音乐会上告诉她，彼得结婚了，女方是他在去印度的船上相识的。她永远忘不了这一切。彼得曾责备她冷酷无情、一本正经。她永远不能理解他的爱，而那些印度女人看来是理解的——那些愚昧、标致、脆弱的傻瓜。她对他的同情压根儿是浪费，因为他向她强调，他过得很快活，虽然他没有做成一件他俩谈论过的事，他的一生都是失败，这一点仍然叫她生气。
她不觉已走到公园门口，停留了一会儿，望着皮卡迪利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公共车辆。
现在她不愿对世界上任何人说长道短。她感到自己非常年轻，却又难以形容地老迈。她像一把刀子，插入每件事物之中，同时又置身局外，袖手旁观。她看着过往的出租车，内心总有远离此地，独自去海边的感觉。她总觉得，即使活一天也极危险，倒并非由于她认为自己聪敏过人。丹尼尔斯小姐只教给她们一点肤浅的知识，她真不明白自己怎么凭这点儿学问生活过来的。实际上她一窍不通，不懂语言，也不了解历史。现在，除了在床上读回忆录之外，她几乎什么书也不看；而所有这些，过往的车辆等，却令她万分神往。她不愿议论彼得，也不愿对自己下这样那样的定论。
当下，她向前走去，心想，她唯一的天赋是，几乎能凭直觉一眼识透别人。如果让她和另一个人同处一室，直觉会使她生气或满意。德文郡大楼、巴思大楼、那幢装饰着白瓷鹦的大楼，她曾看见它们灯火通明，她还记得西尔维亚、弗雷德、萨利·赛顿——那么多的人呵！她曾经通宵达旦跳舞；尔后望着四轮运货马车缓缓地经过，向市场驶去；她驱车穿过公园回家。她还记得，有一次在海德公园的S形湖里投入一先令镍币。但这样的事，人人都记得住。她喜欢的是此时、此地、眼前的现实，譬如坐在出租马车里的那个胖女人。她向邦德街走去，扪心自问：她必然会永远离开人世，是否会觉得遗憾？没有了她，人间一切必将继续下去，是否会感到怨恨？还是欣慰，想到一死便可了结？不过，随着人事沧桑，她在伦敦的大街上却能随遇而安，得以幸存，彼得也活过来了，他俩互相信赖，共同生存。她深信自己属于家乡的树木与房屋，尽管那屋子又丑又乱；她也属于那些素昧平生的人们；她像一片薄雾，散布在最熟悉的人们中间，他们把她高高举起，宛如树木托起云雾一般，她曾见过那种景象。然而，她的生活，她自身，却远远地伸展。此刻，她向海查德书店橱窗里张望时，心里憧憬什么？试图追忆什么？当她吟诵着打开的书上的诗句：
不要再怕骄阳炎热，
也不怕隆冬严寒；
是什么乡村拂晓的景象在她心中闪现？最近世界经历的创伤使男男女女都满含泪水。它带来眼泪和悲痛，勇气和韧性，以及毅然挺立、坚贞不屈的态度。例如，她最敬仰的贝克斯巴勒夫人主持义卖开幕，就是一个明证。
橱窗里还陈列着《乔罗克斯远足嬉游录》，还有《浸过肥皂的海绵》，阿斯奎斯伯爵夫人写的《回忆录》，以及《尼日利亚捕猎记》，每本书都打开着。店里的书多极了，但似乎没有一本适宜给疗养院里的伊芙琳·惠特布雷德带去。找不到什么书可以让她高兴，使这个异常干瘪瘦小的女人，在克拉丽莎走进房间的时候，露出哪怕只是一刹那亲切的表情，随后开始闲谈，关于妇女病等，谈个不停。她多么渴望使人们一见她进来就高兴啊！克拉丽莎这样思忖着，又转身折回邦德街。她心里又泛起烦恼，因为做一件事非得为他人是愚蠢的。她宁愿像理查德那样，纯粹为自己办事。她一面等着穿过街，一面想，她有一半时间不单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是为了使人们产生这样那样的想法。她知道这是愚蠢之极的表现（这当儿警察举手示意可以通行了），因为任何人一刻都没有接受她的诱导。要是她能重度人生，那多好呵！甚至还能改变自己的面目呢！她思索着，踏上了人行道。
首先，她会长得像贝克斯巴勒夫人，有一双美丽的眼睛，黑皮肤，犹如皱褶的皮革。她会像贝克斯巴勒夫人一样慢条斯理，举止庄重，身材高大，像男人一般对政治有兴趣，在乡下有一幢邸宅；极其高贵，极其真诚。可是，她的容颜恰恰相反，瘦削的身材，令人发笑的小脸蛋儿，鹰钩鼻子。诚然，她能使自己显得很体面；她的手和脚都很美，穿戴也挺入时，尽管她花钱不多。但是，近来她这个身躯（当下她停住，看一幅荷兰画），以及它的各种功能似乎不复存在——丝毫不存在。她有一种极为荒诞的感觉，感到自己能隐身，不被人看见，不为人所知；现在再也没有婚姻，也不再生儿育女，剩下的只是与人群一起，令人惊异而相当庄严地向邦德街行进。如今她是达洛卫夫人，甚至不再是克拉丽莎，而是理查德·达洛卫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