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谁才是对公司重要的人

我们关于商业公司的讨论已经乏善可陈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而这种创意匮乏的原因来自公司的结构本身。这个观点正是我写这本书的基石。这个问题可以归纳为：“谁才是对公司重要的人？”^[1]至少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评论家们已经指出，商业公司的组织结构设定了归属边界，将公司成员限制在股东和董事会这个群体内。这种结构意味着公司唯一不变的法则就是为股东赚钱，而员工、消费者以及环境的利益，只有在财务报表中以“成本”的方式出现时，公司才会想起。股东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所谓利益相关者，除非采取某种改革措施使他们发挥作用，否则正如其字面意思，“利益相关者”也是人微言轻。工会和各种监管机构使“其他”利益变得重要，但这些利益仍然来自公司外部。事实上，这种利益通常被称为“外部利益”。近年来，一味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的观念不断升温，导致监管机构和工会的权力被不断削弱。包括经理在内的员工不论对公司而言是多么不可或缺，也不管他们其实才是真正创造商品和利润的人，只要他们没购买股票，就并非真正的公司成员。^[2]

谁在公司中举足轻重，也影响着谁会在公司青史留名。虽然对公司权力结构持批评观点的不乏其人，但几十年前劳工这一群体就已被公司历史远远排除在外了，这反映出劳工不过是局外之人。这种类似对劳工的无视也适用于很多其他群体。随着婴儿潮一代的成年，美国社会也迎来繁荣发展，但这些人中的有色人种、女性、移民、性少数群体（LGBT）、员工和消费者的卓越成就通常不会被归入公司历史，即使经济活动才是故事中的核心元素。如此催生的众多新现象促使历史学家去研究不断变化的民族归属边界，这里的边界既包括文字上的也包括意识形态上的，但公司的边界却似乎静止不变。历史学家如今已经认同一个国家不能只看到总裁和政客的主张，但仍然很难承认一个公司也不只有商人和官僚。

本书讲述了一个关于公司赋权的新故事，它植根于一个简单的前提：跨国商业巨头，尤其是在烟草行业的辉煌，是由无数普通人的日常行为和努力铸就的。我的研究从一个由几百名白人组成的团体开始，这个团体来自实行种族隔离的美国南部，他们在1905年至1937年间前往中国创建烟草企业，为英美烟草公司^[3]（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Company，BAT）建造中国分公司。在这项人数众多的尝试中，一些人得以晋升管理层，但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第一次离开家园的底层工人。从他们的经历中，我追踪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过程，勾勒出两国香烟业迅速崛起的新历史图景。在本书中读者不仅能看到商业决策，还能看到来自美、中、英三国的企业家、经理、经销商、工厂工人、农民、佣人、妻子、性工作者、广告商、爵士音乐家和消费者这样一个跨国群体所经历的生活。^[4]这个跨国公司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创办的。

我在着手开展这个课题的时候，从历史上关于公司权力的辩论中获得了灵感，这些辩论已然十分接近公司归属的边界问题，只是今日已看不到这样的讨论了。20世纪50年代，许多评论人士试图提出一种统筹公司成员资格和管理的方法，以赋予更多利益相关者权利。著名法律学者艾布拉姆·查耶斯（Abram Chayes）曾建议：“一个更宽泛的（公司）‘成员’概念，以及一个更接近真实公司生活的概念，应包括那些与公司关系足够密切的人或以足够专业的方式被公司管理的人。（他们理应）参与公司权力行使的相关决策。”^[5]查耶斯提醒我们，公司不仅是一个法律和金融机构，也是一个雇用和影响许多人的社会组织。修改公司的管理流程非我能力所及，但改变历史书中（关于公司归属）的界限操作起来相对简单。在查耶斯的“公司成员”（corporate membership）概念的基础上，衍生了一种更贴近“真实公司生活”（the facts of corporate life）的叙事框架，这种框架基于新兴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网，而不是正式的公司边界。它还改变了公司的原有属性，并使我们看到对公司更狭义的法律定义如何影响了历史的展现，以及如何让我们忽视了经济活动可能发挥的作用。查耶斯所使用的“足够亲密”（sufficient intimacy）这个措辞对我很有启发，因此，我把公司看作一种亲密的、充满生命力的形式，即使香烟这类的产品可能危害健康。

这让我想到了另一个定义的角度：这本书里几乎每个人都吸烟，不管是美国人、中国人还是英国人。读者应该把书中出现的几乎每一个空间都想象成烟雾缭绕的地方，无论是美国、中国还是英国。公司员工不论在公司董事会会议室、部门办公室、工厂卫生间、绅士俱乐部，还是在商店、餐馆、卡巴莱^[6]和家里都会吸烟。作为一种个人物品，香烟不仅价格低廉还便于携带，因此成为各级公司文化的一部分。高管和员工获得免费香烟的不同模式塑造了特权和层级制度。烟雾缭绕中，人们开启对话，敲定交易。在我意识到吸烟如此盛行时，两点领悟改变了我的研究方法。首先，人们互相递烟并约着一起吸烟时，无疑营造了亲密的、具有仪式感的氛围，这让我真正意识到：公司中的每个空间和每次交换都是一种文化形态。没有独立于“文化”的“经济形态”，它们的相互关联无处不在。我决定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待它们。

其次，从公司老板到工厂工人，每个吸烟的人都被香烟极大地威胁着健康，他们和其他消费者一样，因为吸烟而生病或死亡。尽管这个观点显而易见，它还是让我有几分触动，因为它揭示出，把公司权力的代理人和那些受这种权力支配的人截然分开并不那么容易。即使是身居高位的高管，也须承认自己是公司的一员，他们受制于公司的层级制度，享受公司带来的好处，承担公司所面临的风险。在问“谁才是对公司重要的人？”这个问题时，我的出发点是从人性化的角度来看待公司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那些享有特权者，同时，关注公司如何在员工之间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中制造了不平等，进而使人们遭遇痛苦。我并不避讳记录欺骗行为，尤其全球烟草业中也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但本书要讲的不是关于加害者和受害者的道德故事。实际上，我必须先加以说明，就烟草行业而言，这种叙事本能有时会限制而不是进一步推进我们对公司权力的伦理批评。

最后，20世纪20年代吸烟率飙升，伴随而来的是毁灭性的健康危机，心脏病、肺气肿和肺癌的发病率均急剧上升，这体现了本书所讲内容的重要性。在美国，几十年来公司对此模糊处理，诉讼纠纷连续不断，最近吸烟率和发病率终于有所下降，但在中国等地，吸烟率继续上升，声势浩大的香烟营销从未停歇——目前，仅在中国就有3.5亿人吸烟。这段历史起源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这片小地方，后来演变成一段围绕公司资本主义展开的全球性历史叙事，其中充斥着权力、享乐和危险。

这本书的确描绘了吸烟的上升趋势，但并不是像医学史那样，把这个故事与越来越多关于吸烟危害的科学证据联系起来。在回顾公司赋权的过程中我发现，20世纪30年代末可以说是这项研究的终止时间，当时用亮叶烟草^[7]（bright leaf）制作的香烟在美国、中国以及全球其他地方都已赢得了大量消费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侵华使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公司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医学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香烟事件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经科学证实，香烟的确对健康有害，但美国的香烟公司串通一气混淆了这一事实。幸运的是，最近出版了几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故事的专著。^[8]本书的论述重点是，在实行种族隔离的美国南方和中国的通商口岸之间，烟草行业是如何催生了新的全球公司权力结构。

研究和撰写这本书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作为一名美国历史学家，我从没想过我会因为对公司权力的兴趣以及对英美烟草公司中南方白人的追踪而来到中国。我在中国了解到的远比我想象中更吸引人。虽然读者可以在本书末尾看到致谢部分，但我仍旧需要特别感谢三位中国译者——郭珏、王昊晨和徐詹棋，正是他们的帮助，我才能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做研究，查阅那里的英美烟草公司中国分公司的记录，并在书中使用一系列中国资料。虽然英美烟草公司中国分公司与美国南方的联系在美国历史上鲜为人知，但中国历史学家对英美烟草公司中国分公司非常熟悉，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是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外国公司之一。中国历史学家对英美烟草公司的商业史、劳工史、农业史和广告史做了深入的探究，当然，焦点主要落在中国人身上；外国人对他们的历史也至关重要，但他们很少了解背后的故事。因此，我认为这本书是在探索美国和中国烟草公司的发展，重点关注美国人，但也包括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英国公司员工。如此一来，这本书完全符合“世界上的美国”或“跨国美国历史”的范畴。

本书的每一章都以公司赋权和香烟兴起的不同侧面为主题，各章大致按时间顺序排列。限于篇幅，我无法尽述公司每位“成员”的一生，所以我借用文化史的方式来研究公司成立时的重大地点和时间节点，考察在关键时刻前往一线的人们，以及新的烟草产品、文化/经济体系和价值观（包括市场价值观）是如何确立的。本书将为读者从英国第一个亮叶烟草市场的发展开始讲起，接着是关于在美国公司权力是如何在法律和财务方面获得提升，英美烟草公司如何在中国形成农业种植体系和工厂体系，中国分公司如何形成外国商业文化，大品牌如何在美国和中国崛起，爵士乐和香烟的流通，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分公司如何不断修正其组织结构。

通过这一切，我注意到了公司生活中价值与权力之间的关键悖论：创造力、创新力、生产力和利润来自跨国公司的各个角落；但是种族隔离、新赋的公司权力和结构以及帝国主义扩张的野心，这三者之间逐渐形成的关系掩盖了这一事实，过分将其归功于首席执行官和企业家，接受甚至称赞了不民主的公司管理结构。通过这段公司赋权的详尽历史，我邀请读者重新思考，究竟谁才是对公司重要的人。

注释：

[1]John D. Kelly,“Who Counts? Imperial and Corporate Structures of Governance,Decolonization and Limited Liability,” in Lessons of Empire:Imperial Histories and American Power,ed. Craig Calhoun et al.(New York:New Press,2006),157-174.

[2]人们对公司权力的批判由来已久，且内容广泛，包括金融工具在以下方面担任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改变公司结构和目的、所有权和管理层的划分、法人人格的变化、公司社会责任、工人在公司管理中的边缘化等。尽管如此，由于缺少对公司认知的拓宽，这种批判在我们当代的公共对话中却越来越少见。若想稍作了解，可见Adolf Berle and Gardiner Means,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1933］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ing,1991); Martin J. Sklar,The Corporat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Capitalism,1890-1916:The Market,the Law,and Politic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49-50; Naomi R. Lamoreaux,The Great Merger Movement in American Business,1895-1904(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Naomi R. Lamoreaux and William J.Novak,eds.,Corporations and American Democrac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 William G. Roy,Socializing Capital:The Rise of the Large Industrial Corporation in America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3]相关研究领域中的过往出版物多把该公司名称译为“英美烟公司”。为符合当下阅读习惯，本书将其译为“英美烟草公司”。——编者注

[4]因此，我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档案，以便深入研究企业中各种角色及其日常行为。我与科里·格雷夫斯一起，对前美国烟草公司的非洲裔美国人和白人工人进行了口述史研究。我还查阅了南方工人、去中国的白领员工和中国工人的口述历史档案。我深入研究了企业各级员工的文化实践，尤其关注食物、爵士乐和舞蹈，以及棒球。同样重要的还有，在中国的美国白领的私人信件、回忆录和照片，中国商人的个人纪念品，还有工会记录，这些资料让我可以研究生活伴侣、雇主和仆人、商人和职业舞女之间的密切关系。有了这些信息来源、公司记录、公共关系记录和政府调查记录都可能被推翻。

[5]Abram Chayes,“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in The Corporation in Modern Society,ed. Edward S. Mas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19-22; Ann Laura Stoler,“Tense and Tender Ties:The Politics of Comparison in North American History and (Post) Colonial Studies,”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8,no. 3 (December 2001):829-865; Ramon Gutierrez,“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8,no. 3 (December 2001):866-869.斯托勒呼吁历史学家通过奴役、家庭生活和性行为来研究商业帝国里的亲密关系。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我将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在远大于斯托勒研究领域的范围里研究亲密关系。

[6]卡巴莱（cabaret），夜间提供歌舞表演的餐馆或者歌舞厅。——译者注。

[7]据韦伯大词典，亮叶烟草是一种烤制的烟草。这种烟草在烤制后呈浅黄色。——译者注

[8]Allan M. Brandt,The Cigarette Century:The Rise,Fall and Deadly Persistence of the Product that Defined America (New York:Basic Books,2007); Robert N. Proctor,Golden Holocaust:Origins of the Cigarette Catastrophe and the Case for Abolitio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