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16年，李·帕克（Lee Parker）离开父亲在北卡罗来纳州阿霍斯基（Ahoskie）的烟草农场，来到了中国上海。六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刚刚从美国来，受雇于英美烟草公司，负责‘让每一个中国男人和女人的嘴里都叼上香烟’。”帕克的父亲供他到维克森林学院读书，希望他毕业后能成为为数不多的白人专业人士（white professional class）的一员。但即使有大学学位，“乡下人也很难找到工作”，帕克回忆说。他听说当地威尔逊市有一位烟草市场的采购员在为中国分公司招聘年轻人，便向自己的兄弟借了五美元前往威尔逊。帕克在烟草仓库当场接受了“半分钟到两分钟”的面试[1]，此后他的人生道路突然转向东方，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的香烟推销员。
1905年至1937年，数百名年轻白人男子从种植烟草的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来到英美烟草公司中国分公司工作，帕克就是其中之一。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全世界的香烟消费量急剧上升。美国南方人占据了公司每个部门的管理职位。理查德·亨利·格雷戈里（Richard Henry Gregory）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格兰维尔县，负责管理农业部门，美国南方人就是通过这个部门向中国农民介绍亮叶烟草和烤制（curing）系统的。20世纪20年代，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罗利的艾维·里迪克（Ivy Riddick）管理着上海的大型香烟厂，那个时期爆发了大型罢工事件和反帝国主义的抗议活动。詹姆斯·N.乔伊纳（James N. Joyner）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戈德斯伯勒（Goldsboro），1912年至1935年在中国从事销售工作，是两大销售部门的负责人。在英美烟草公司中国分公司快速扩张的数年里[2]，来自北卡罗来纳州里兹韦尔（Reidsville）的詹姆斯·A.托马斯（James A. Thomas）是负责中国业务的“一把手”。每个管理人员的背后都站着几十个普通员工，他们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南方白人，为中国分公司工作一个合约期（4年）或多个合约期；在其运营期间，曾有数百名美国南方人来到中国。
这些人处在一个巨大的关系网之中，这个关系网把来自美国南部偏北地区亮叶烟草产区的白人男性挑选出来，让他们进入美国和中国的新兴企业。这些人的父亲、兄弟和表兄弟则留在美国，在当地同时兴起的香烟公司从事类似的工作。要想成为这个跨国关系网的一员，必须是白人男性，并与亮叶烟草的种植、烘烤、拍卖或生产有一定联系。重要的不是这个人知道什么，而是他认识谁，因为对于那些有亲属从事烟草贸易的人而言，即使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特别的培训，也没有什么经验，仍旧可以进入这个行业。这个关系网起到了管理系统的作用，它协调了美国和中国白领经理的聘用和安置问题；它与董事会一样，构成了跨国烟草公司的结构基石，更重要的是，甚至影响了日常决策和企业文化。
在此之前，我们没有听说过那些通过亮叶烟草关系网来到中国的人的经历，部分原因是这些南方农村人似乎不太可能是全球资本家。他们大多数在踏上中国的长途旅行之前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乡。对于来自农村的大多数人来说，上海是他们见过的最现代化、最国际化的地方。总体来讲，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只有少数人，比如帕克，毕业于温斯顿-塞勒姆（Winston-Salem）的维克森林学院或达勒姆的三一学院，其他人则很早就退学开始工作，就像詹姆斯·A.托马斯10岁时那样。他们当然都不吸烟。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香烟是城市里那些老油子的专属；南方人都是嚼自己种的烟草。傍晚时分，叼上烟斗，好不惬意；生意场合，抽根雪茄，功成一半；但是香烟却没那么流行。在中国，亮叶烟草关系网中的男人成为首批臣服于香烟的人，这笔“买卖”几无难度，因为他们可以从公司免费获得香烟。一些当代读者习惯性地认为农村生活，尤其是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农村生活是与世隔绝、思想偏狭的，在他们看来，亮叶烟草关系网里这些跨国工作的人可能有些另类。然而，尽管从地理和文化上来讲，他们与金融大都市纽约相距甚远，但他们却成为全球第一批跨国公司的代表，进而推动了与现代性联系密切的商品——香烟的发展。
只有思考这个关系网是如何安排各级员工等运作问题，我们才能理解含有亮叶烟草的香烟品牌是如何在美国和中国同时迅速崛起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消费者对由100%亮叶烟草制成的皇后牌香烟（Ruby Queen cigarettes）青睐有加，销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美国，用亮叶烟草制作混合型香烟的骆驼牌香烟（Camel cigarettes）销量飙升，遥遥领先于竞争对手。通过占领这两个巨大的市场，骆驼牌和皇后牌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两个香烟品牌，毫不夸张地说，它们也改变了世界。取得这些成绩之后，烟草公司走向了品牌化的前沿，尝试用新的方法来获得消费者的青睐，让他们甘心掏腰包。不论在世界哪个地方，香烟都成为城市“现代”生活的视觉化代表，而且由于它们在个人及团体社交中具有重要作用，香烟也成为各类人事争端与纠纷中颇具象征性的社交产品。仅仅靠向中国出口一根美国香烟，企业是无法实现这一壮举的。相反，这个关于香烟的历史叙述是两国间跨文化的交流成果，因为创新和生产是在日常的企业活动中发生的。
亮叶烟草香烟本身在烟草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它也是企业赋权深刻发展历程中的附属品。美国的烟草业起初是以商业伙伴关系而非公司的形式肇始的，但随着公司权力的转变越来越大，新型商业行为成为可能，烟草业也得以合并和扩张。松散的新公司法、《第十四修正案》、日益重要的股票市场以及企业集团为扩张做好的准备，都为新的发展潜力创造了空间；烟草公司竞相将这些潜力转化为利润和声望。[3]实际上，在行业形成之初，即远在以公司形式运作之前，烟草业就已进入了国际市场。来自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路易斯·金特（Lewis Ginter）凭借亮叶烟草香烟率先在伦敦大获成功。五家美国本土烟草公司巨头的所有者互为合作关系，他们明白，烟业行业未来的希望在国外市场。随后，他们在新泽西联合成立了美国烟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 Company，ATC），以此对当时产能最高的邦萨克（Bonsack）卷烟机[4]实现越洋控制。
然而，在美国烟草公司成立后，初建成员之一詹姆斯·B.杜克（James B. Duke）从金特手中夺取了美国烟草公司的控制权，并实施了一项激进的扩张计划。经过紧张激烈的竞争，美国烟草公司很快吞并了数百家经营嚼烟和烟斗烟草的公司。如此一来，美国烟草公司几乎完全控制了亮叶烟草的供应。[5]这种商业行为甚至有面临法庭指控之嫌，但新泽西州的公司法和第十四修正案对私人财产和正当程序予以保护，该公司因而成功规避了政府的监管。
美国烟草公司也立即实施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海外扩张计划。公司通过股票市场筹集部分资金后，收购了德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的烟草公司，并于1902年与英国帝国烟草公司（Imperial Tobacco Company of Britain）合并，成立了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Company,BAT）。美国烟草公司和帝国烟草公司同意互不涉足对方的国内市场，但合并了两家的海外资产，使英美烟草公司成为一家完全致力于海外扩张的跨国公司。美国烟草公司拥有英美烟草公司60%的股份，詹姆斯·B.杜克担任这两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美国烟草公司和后来的英美烟草公司的海外扩张成为英美帝国主义扩张历史的一部分，它既利用帝国权力为外国公司赢得了特权，也承担了榨取利润和强行操纵的角色。英美烟草公司的触手很快伸到了世界各地，中国成为它在海外最大的贸易基地。[6]
亮叶烟草关系网是企业扩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中国和美国实地建设那些地理条件迥异的大型农业和工厂体系的过程中，这个关系网起到了指导和管理的作用。除根据种族、性别和地区来挑选某些白领员工外，这个跨国关系网还充当了亮叶烟草、香烟、亮叶烟草种子和相关管理知识的流通渠道。这些管理知识不可避免地掺杂了源自美国南方的种族歧视色彩。此外，虽说这个关系网是企业结构的一部分，但它仍在美英企业帝国的海外落地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人们对企业帝国最好的理解是，它不仅仅是某种占领或统治势力，它还包含“由迁徙、信息、权力和规则组成的等级关系网，这些关系网由在全球流动的劳工、移民和管理者组成”[7]。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认为亮叶烟草关系网是企业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给中国和美国国内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企业赋权是通过无数人之间的日常创新和交易实现的；反过来，香烟的跨国成功也得益于这些努力。在日常商业实践中，公司权力与种族隔离和帝国主义的出现密不可分，这种关系决定了美国在20世纪全球秩序中的地位。亮叶烟草关系网在我做本书的研究之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是它将美国和中国联系在一起。管理阶层的成员同时也是这个关系网中的成员，他们完全依赖于公司员工，包括中国的企业家、经理、销售员、工厂工人、农民和佣人，以及非洲裔美国人、白人农民和工厂工人、非洲裔美籍佣人在内的员工们，也是公司的创建者。作为社会组织，美国和中国香烟公司的内部情况非常复杂，人们的日常接触必须跨越种族的差异，否则根本无从实现香烟的生产和销售。
直到现在，这段历史仍然不为人所知，因为我们深陷在资本主义的神话中。有两个互相关联的关于烟草业的叙事几十年来在许多平台重复上演，似乎已成常识。第一个源于对企业家的崇拜。这个叙事认为，詹姆斯·B.杜克具有出色的企业家创新精神，这使他从一开始就掌控了这个行业。在他的竞争对手生产手卷香烟时，杜克却引进了更高效的机器制造香烟，降低了成本，获取了利润，从而脱颖而出，并迫使他的竞争对手与他合并成美国烟草公司。这个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一成功归因于杜克自命不凡和敢于冒险的个性，他拒绝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行事，遵从自己卓越的商业远见。
第二个历史叙述则与现代性这个母题有关，认为先进的技术塑造了现代商业形式和商品从西向东传播的统一模式，如卷烟机与大型公司和香烟之间的关系。人们对这一过程的评价各不相同：一种认为这是传播先进事物的好善之举，另一种认为这是企业帝国的暴力扩张。无论是褒扬还是批评，这种叙述的支持者都同意，西方的烟草公司代表在国内开发了新技术和新产品，开拓了新的商业形式，然后扩大规模，将它们出口到世界各地，在那里他们改变了更“顺从”和更“原始”（或“不发达”）的社会。
我把这两种叙述称作神话，因为它们是没有史实依据的英雄故事。它们是一套明显罔顾事实、掩盖香烟历史的资本主义理论。詹姆斯·B.杜克和那些烟草公司确实很有影响力，但我们如何表述这种影响力则会让世界大变模样。若想用新的叙事方式来解读烟草公司的历史，必然要用新的视角去看待资本主义的创新与扩张。
注释：
[1]Lee Parker,interview by Burton Beers,June 1980,transcript,Kessler Papers,Southern Historical Collections,Manuscripts Department,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Chapel Hill.
[2]Richard Henry Gregory Papers,James A. Thomas Papers,David M. Rubenstein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Duke University; Ivy Riddick Papers,Southern Historical Collection,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Chapel Hill; James N. Joyner Papers,J. Y. Joyner Library,East Carolina University.
[3]Morton J. Horwitz,“Santa Clara Revisited: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Theory,”West Virginia Law Review 88,no. 2 (Winter 1985-86):173-224; Gregory A. Mark,“The Personification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 in American Law,”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54,no. 4(Autumn 1987):1441-1483; David Millon,“Theories of the Corporation,”Duke Law Journal 1990,no. 2 (April 1990):201-262; Lawrence M. Friedman,“The Law of Corporations,”in Friedman,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3rd ed.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5); William G. Roy,Socializing Capital:The Rise of the Large Industrial Corporation in Americ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TeemuRuskola,Legal Orientalism:China,the United States,and Modern Law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 Martin J. Sklar,The Corporat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Capitalism,1890-1916:The Market,the Law,and Politics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49-50; Naomi R. Lamoreaux,The Great Merger Movement in American Business,1895-1904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Naomi R. Lamoreaux and William J. Novak,eds.,Corporations and American Democrac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245-325.
[4]詹姆斯·艾伯特·邦萨克（James Albert Bonsack，1859—1924）于1881年发明的自动卷烟机实现了烟草的大规模生产。——编者注
[5]Nannie May Tilley,The Bright-Tobacco Industry,1860-1929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8);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Corporations on the Tobacco Industry,vols. 1-3 (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5).
[6]Sherman Cochran,Big Business in China: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1890-1930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Cochran,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Western,Japanese,and Chinese Corporations in China,1880-1937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Howard Cox,The Global Cigarette:Origins and Evolutions of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1880-1945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Carol Benedict,Golden Silk Smoke:A History of Tobacco in China,1550-2010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
[7]Paul A. Kramer,“Imperial Openings:Civilization,Exemption,and the Geopolitics of Mobilit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xclusion,1868-1910,”Journal of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 14 (2015),317.我对企业帝国的理解也借鉴了集合的概念，集合凭借人、植物、商品和知识共同发挥作用来产生和调动权力。参见Aihwa Ong and Stephen J. Collier,eds.,Global Assemblages:Technology,Politics,and Ethics as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Malden,MA:Blackwell,2005); Bruno Latour,Reassembling the Social: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11-12; Bill Brown,“Thing Theory,”Critical Inquiry 28,no. 1 (Autumn 2001):1-22; Jane Bennett,Vibrant Matter: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20-38。环境历史学家通常会将非人类角色作为影响因素考虑在内；对我的项目尤其有影响的一部作品是Drew A. Swanson,A Golden Weed:Tobacco and Environment in the Piedmont South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