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武术天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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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土、洋体育”之争

马良与“中华新武术”

百年前,中国武术想要在体育项目之中占有一席之地,也历尽了千难万苦。

民国初期,西方文化涌入中国,中华传统文化岌岌可危。在体育界也有人提出“保存国粹”的口号。民国时期,体育教育家王健吾对于武术,提出了以下观点:

华北改良国术之运动,当首推马良所提倡之中华新武术……教材教法,均受瑞典式体操之影响。现在国术在中原各学校能占体育教席之一角,皆受此改良运动之赐予。王复旦:《民众体育节期之建议》,《体育研究与通讯》1936年第4卷第1期,第44页。

在这一时期,许多武术家也对武术进行改良,马良就是其中的代表。马良(1878—1947),字子贞,回族,保定清真寺街人,行伍出身。北洋武备速成学堂、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任北洋军第一混成协参谋长、边防军第二师师长等。马良酷爱武术,青年时期师从平敬一,学习少林拳和摔跤术。在任济南镇守时,他组建了传习国术的技术队。参见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保定市志 第四册》,方志出版社,1999,第676页。

马良还创编了“中华新武术”,即从风格各异的传统拳械套路中,提取基本动作,再按照武术套路的基本原理,编成新式武术法传授。

图5-9 1918年,《中华新武术》的《自叙》部分

1911年,马良担任陆军第九协协统驻扎山东潍县(山东潍坊)时,邀集武术名家编辑武术教材,定名《中华新武术》,包括《率角》(初名《柔术教范》)、《拳脚》、《棍术》和《剑术》四科。

1914年,马良时任陆军第47旅旅长兼济南卫戍司令官,再次广邀各派武术专家修订《中华新武术》。当时,为之作序的人有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梁启超等政要名流。马良推广新武术,口号是“强种强国”“使碧眼黄发者流,不敢以‘病夫’二字为四万万同胞之私谥”马良:《中华新武术》,载浙江体育学会体育史专业委员编、浙江体育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近代体育史文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第131页。

马良创编的“中华新武术”采取分段分节的方式并配以口令,遵循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单练到对练的循序渐进式原则,适合对初学者进行集体教学,受到了教育界的欢迎。1917年,马良的“中华新武术”被陆军部规定为军警必学之术。

1918年秋,关于是否在全国学校推广“中华新武术”曾在当时的国会中反复辩论,最后表决通过了“以‘中华新武术’定为全国正式体操”课程的决议。这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武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也有武术家批评:这样做割裂了传统武术,徒袭皮毛,全失武术本意。参见王健吾:《华北之体育》,《体育季刊》1935年第1卷第2期。

然而,马良创编的“中华新武术”也有不少缺点:它以西方兵式体操为模式,技术上生硬呆板;训练中也有立正、稍息、开步等内容,这就如同“穿西服戴中国瓜皮帽”。

因为马良的军阀身份,近几十年来他创编的“中华新武术”也受到了更多的批判。但是不少学者评论:“它为传统武术的近代化转型做了有益的尝试,也为武术进入学校提供了一种较为可行的形式。”林小美等:《清末民初中国武术文化发展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第34页。

武术学者马明达评论:马良所倡导的“新武术”的建构简捷可行,对“武术”一词的确立有重要影响。参见马明达:《武学浅论》,《体育文化导刊》2003年第8期,第24页。

除了创编“中华新武术”之外,马良还建议使用三等九级的武术等级制,这一举措促进了武术的普及推广。但同时这一等级制也长期被批判为:“发扬封建性的武德、武风、借以抵制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龚飞、梁柱平主编:《中国体育史简编》,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第117页。20世纪80年代,武术专家如吴彬、张广德等人曾撰文《建立群众性武术等级制的设想》,认为此举是“顺从民意、大得人心的一项意义深远、可行性较强的工作”,“群众性武术等级制,我们认为,分为三级九乘为宜。”杂志编者也称:这一制度是“作者们提出一个重要设想”参见吴彬、张广德等:《建立群众性武术等级制的设想》,《中华武术》1989年第5期,第32页。

直到近年,仍有人说设武术段位制是了不起的创新。其实这是太不了解历史的表现:马良早在100年前就提出过类似设想。至今,各种武术训练班、武术学校到各级武术协会,无不把“考级考段”作为头等大事来进行。

马良用口令分解的模式传授拳套,就是现今各种武术学校仍然大体沿袭口令分解的教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