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功能主义的实质和发展脉络

随着语言研究逐渐由关注形式转向重视功能，世界各地出现了研究功能语法和功能语言学的热潮，于是当代语言学研究形成两大主流，一是以哲学和心理学为基本指导的形式语言学，二是以人类学和社会学为基本指导的功能语言学。形式主义认为，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语法成分之间的形式关系，无须涉及这些成分的语义性质和语用性质。功能主义1（functionalism,функционализм）认为，形式和意义紧密相关，不仅要研究语言的形式结构意义，更要研究词和句子的情境意义。

“功能主义”其实不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而是语言学研究的一种思路或研究方法。“功能主义”这个术语在一系列人文科学中，首先是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中，用来指一定的方法论原则。在语言学中“功能主义”被称作一种无法离开功能概念对语言的基本特性进行描写的理论方法。很多现代功能主义流派的具体任务就是用功能来解释语言形式。

胡壮麟（2000:22）指出，功能主义是当代语言学界与形式主义相对峙的一种学术思潮，旨在通过语言在社会交际中应实现的功能来描写和解释各种语言的语义、语法和音系的语言学特征，因而这里所说的功能内涵上远远超过传统文献中的诸如“主语”“宾语”“补语”等句法功能。

功能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基本区别表现在研究方法上：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是把厘清语法构成因素之间的形式关系作为中心任务，而不考虑这些因素的语义和语用特征；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则是强调语法形式强大的表意功能，语法的分解毫无意义。很多语言学家都倡导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相容和互补。因此，在研究的一定水平上功能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区别，可视为“兴趣的主要焦点”的区别。功能主义者的兴趣焦点是了解为什么语言（语言整体及每一个具体的语言事实）是如此构造的。功能主义者不一定否定形式，只不过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不重要而已。

功能主义在句法自治性、语言习得、语境等问题上区别于形式主义，突破了形式主义语言学的静态研究陈规，开辟了动态研究的新领域。这对语言学的发展无疑是一大进步。

从整体上看，功能主义旨在通过语言在社会交际中应实现的功能来描写和解释语言在语义、语法和音系各层面的语言特征，是从语言功能的角度来研究功能与形式的对应关系，解决语言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揭示功能影响语法结构这一现象的本质，也就是从语言系统外部寻求对语言现象的解释。

虽然功能主义在近几十年才形成，但与其相关的思想在语言学中几乎存在于其整个历史进程中。在讨论某个语言形式时不可避免地要问“为什么说话者需要用这个形式”，比如即使是时间语法范畴的形式描写本身通常也要基于假设语法时间跟现实世界的时间是相关的。

功能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波兰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特内（И.А. Бодуэн деКуртенэ），他在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Ф.Соссюр）之前就已经提出了关于语言功能的思想。但功能主义理论在语言学界的广泛传播是布拉格语言学派的功劳。功能主义的先驱主要是布拉格学派的叶斯柏森（О.Есперсен）、马泰休斯（В.Матезиус）、雅各布森（Р.О.Якобсон）、特鲁别茨科伊（Н.С. Трубецкой）等。功能主义最早的出版物之一是《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纲要》（1929），其中Якобсон、Трубецкой和С.О. Карцевский将语言定义为表达手段的功能和目的性体系。

20世纪30年代初，捷克语言学家马泰休斯提出了语言的“二功能说”，即交际功能和表达功能，其中交际功能是语言的基本功能。后来德国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布勒（К.Бюлер）提出了区分交际功能的“三功能说”，即三种交际功能与交际过程的三个参项（说话者、听话者和言语内容）和三个语法人称相对应，它们是表达功能（экспресс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指说话者的自我表现）、称谓功能（апеллятивная，指对听者的称呼）和描述功能（репрезентативная，指对交际所涉及的外部世界信息的传达）。到了60年代，雅各布森发展了布勒的功能模式和布拉格学派的思想，提出了更加详细的包括六种交际成分的模式：说话者（говорящий）、受话者（адресат）、联系渠道（канал связи）、言语主题（предмет речи）、编码（код）和报道（сообщение）。在这个模式基础上得出语言的“六功能说”，除了把布勒的三个功能重新命名为感情功能（эмотивная）、意动功能（конативная）和所指功能（референтивная）外，又补充了三种： 寒暄功能（фатическая，指纯粹为了打开交流渠道的谈话，比如谈论天气的友好对话）、元语言功能（метаязыковая，指谈论交际语言本身，比如解释某个词的意思）和诗学功能（поэтическая，指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报道上而使用“游戏”加报道的形式）。对功能语言学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还有叶斯柏森1924年出版的著作《语法哲学》，其中揭示了概念范畴和语义范畴的相互关系。

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以研究土著文化著称，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他对语言理论最重要的贡献莫过于强调语言的功能，强调语境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话语和环境互相紧密地纠结在一起，语言的环境对于理解语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王远新 2006: 298）。他使用“情景语境”探讨语义，认为话语应放在全部的生活方式情景中去理解，话语的意义实质上就是当时当地正在发生的人的活动。

马林诺夫斯基的“情景语境”和“意义是语境中的功能”的思想为语言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为后来弗斯（Firth）的“语境学说”和韩礼德（Halliday）关于语言功能的研究提供了历史铺垫。马林诺夫斯基的语言功能性思想和弗斯的情景语境理论都对系统功能语法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实际上确定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任务就是揭示人们如何根据社会文化环境在语言系统中通过意义潜势的选择来实现各种功能。

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对英语的结构和功能两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语言结构从功能衍生并可从功能得到解释。韩礼德认为，语言应被解释为意义体系，伴之以意义得以体现的形式。形式是走向目的的手段，本身不是目的。我们要问的不是“这些形式的意义是什么”，而是“这些意义如何表述”。 韩礼德试图建立一种将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的语言理论，使它既能强调语言的形式规则，又能强调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规则，这就是系统功能语言学。韩礼德提出语言的三层次系统：语义层、词汇语法层和音系层，这得益于他的导师弗斯和哥本哈根学派（也叫语符学派）的代表人物叶尔姆斯列夫（Hjemslev）。

韩礼德以英语为蓝本建构了系统功能语法，自成一家，有很多追随者。他是对语法中整个功能部分进行广泛研究的第一人，提出语言拥有三种功能：观念功能、人际功能、篇章功能。在小句层次上，这三大功能分别由及物性、语态和情态、主位这三个语法部件来完成。韩礼德的主要贡献在于描写功能关系时所使用的综合、系统的分析方法，这一贡献在功能主义语言学中独树一帜（严辰松 1997） 。

到了20世纪60年代，布拉格学派的功能主义思想得到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的继承和发展，他创立和描写了最著名的节约原则，成为语言发展历史的最重要因素。根据这个原则，语言的变化就是交际需求和人付出最小努力渴望之间的妥协。

荷兰著名功能语法学家狄克（S.Dik）的功能语法与美国的弗莱（Foley）、范瓦林（Van Valin）的角色指称语法类似，属于结构功能语法范畴。其理论的产生主要是为了补救20世纪60年代形式语法中的两个不足：一是无法区分类别相同但关系功能相异的成分；二是不能说明类别相异但关系功能相同的现象（详见严辰松 1997；苗兴伟 2005）。狄克在1981年出版的著作《功能语法》中对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的主要分歧做出了描述。狄克的功能语法描绘了一个清晰简略的功能主义语法轮廓，他的语法更像是简单易懂的形式文法，但里面包含了功能主义的解释（详见严辰松 1997；王铭玉、于鑫 2007:3-4）。

美国功能主义思想的最典型代表是语言学家塔米尔·吉冯（Т. Givon）。他是20世纪70年代的功能主义鼻祖之一，第一个指出了句法跟语篇的关系，是系列丛书《语言类型学研究》的奠基者，这套书是功能主义的主要宣扬文献。吉冯把语言与生物挂钩，认为人类语言和思维进化或交际能力的进化就是生物机体的进化，并且认为人类语言是一个语码，有一定程度的非任意性，即象似性（iconicity）2。

尽管布拉格学派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开始研究“语音对立”“功能语体”等课题，但功能主义作为语言学界的一种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学术思潮，是在近几十年才出现并蓬勃发展的（胡壮麟 2000:12）。

基于各语言学家对“功能”概念的不同解读，西方功能主义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有过各种类型，诸如“概念功能主义、结构功能主义、语义功能主义、语用功能主义、认知功能主义和元语言功能主义等”（彭玉海 2007: 297）。如果按地域区分，西方功能主义可大致分为布拉格学派、欧洲学派和美国学派。

1 本节所提到的功能主义都指西方的功能主义，主要包括欧洲和美国的功能语言学，不包括俄罗斯的功能语法。

2 关于吉冯的成就介绍详见（胡壮麟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