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价值选择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不管是国外研究者还是国内研究者，对文化产业的研究都偏重对文化产业发展所依赖的核心要素的研究，多侧重于对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利用方面的研究，对文化价值冲突的研究偏少。
一 国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学者在文化资源开发方面的相关研究
在对文化遗产等资源的利用和开发中，西布伯格（Ted Silberberg）探讨了在城市化发展迅猛的前提下，一些文化事业单位和文化名胜地具备前所未有的商机，因此应当大力发展文化旅游等产业以提升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保护这些文化遗产旅游地，必须制定合适的政策。同时，他提出修建主题公园是一些文化产业发达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手段。比如，美国利用当地的文化资源开发的迪士尼乐园和环球影城等主题公园，不仅给区域经济提升带来了极大利益，更提升了所在城市的知名度和竞争力。[13]查尔斯·兰德利（Charles Landry）以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良好的伦敦市为例，指出了城市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极大利好，有利于提升城市的文化竞争力，维护城市的“文化名城”的地位，并能形成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资本。[14]巴克利（Ralf Buckly）以澳大利亚的一些文化遗产地为例，指出这些遗产地为当地文化旅游业和相关产业的拉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未来文化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必须对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进行强有力的保护和管理。[15]
在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开发的研究中，俄亥俄州凯尼恩学院美国研究项目参与学者朱迪斯·萨克斯（Judith Rose Sacks）认为一种艺术形式最好的状态是其自然状态。这些艺术被用于仪式的内容，是社区的重要公共文化空间。我国谭学聪等人通过商业化途径汲取了土家族葬礼的艺术形式，剥离了“撒叶儿嗬”的文化语境，使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生了诸多变化。因此，从长远来看，为保证一个繁荣的文化生态，民俗学家们必须大力促进非遗的发展但需要监控非遗的衍生物和混合体。[16]美国范德堡大学国际关系高级理事比尔·艾伟（Bill Ivey）教授认为非遗固然需要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给民众以心理上的慰藉，但非遗也需要满足部分民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因为非遗本身也具有物质文化生产功能，应该通过博物馆、展览馆和档案馆等公共文化空间为民众提供商业性服务。[17]
国外学者针对中国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方面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布里斯班昆士兰科技大学教授麦克尔·基恩（Michael Keane）指出中国的文化建设逐步由“事业”走向了“产业”，但在利用本国文化资源进行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山寨有余而创新不足，虽然逐步形成了标准化的产品，但遭到相关的适应性和本土化冲击，因此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应该走“新文化产业集群”之路，即“创新（C）、人文（H）、智慧（I）、民族（N）、艺术（A）”。[18]澳大利亚墨尔本国际艺术节主席甘德瑞（Carrillo Gantner）指出中国的文化资源过于丰富，政府通过资助等方式支持传统文化资源的发展无可厚非，但应该减少政府资助的文化艺术团体的数量，加大对传统文化资源中的精髓部分如京剧院团的发展，并以此保证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升华，同时应努力培养健康健全的文化市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艺院团收入来源的多元化，让市场票房、企业赞助共同支撑文化的发展。[19]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国际文化多样性联盟主席盖格纳（Mireille Gagne）认为中国拥有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资源，除了进行大规模的文化投资之外，还应当利用数字技术发展文化产业以展现自身文化的多样性。[20]哈维·费舍（Harve Fischer）也建议我国在发展文化产业中必须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利用现代化的数字技术共同研发出国际化的数字文化产品，并通过互联网，让中国的文化产品真正国际化，从而被国际市场接受。[21]联合国贸发大会创意产业部部长埃德娜·多斯桑托斯·杜伊森博格（Edna Dos Santos）指出中国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要保持文化资源的原生态特色，不能失去文化本真，这样“创意产业才有助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22]同样，文化产业的发展也离不开人才，大批的文化创意人才可以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迈克尔·基恩（Michael Keane）指出，中国具有独特的文化创新时间轴，在挖掘和开发本土文化传统资源的过程中，应适当注重对本土创新人才的培养，同时加强不同领域的合作与交流。[23]
（二）国外学者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态度变化过程
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经济利益索取与文化价值引导方面的纠葛，自“法兰克福学派”的诞生就已开始，并伴随着文化产业向伯明翰学派乃至多伦多学派发展的整个过程。从文化产业的基础理论延伸至文化产业的应用理论，大体上国外学者走的是“批判——中性——批判和肯定”的三部曲感情色彩路线。
1.马克思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研究
马克思及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成为物化工业进行了批判，认为文化工业使精英文化大众化庸俗化，具有批判的否定的感情色彩。马克思认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完全不同……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24]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与“自由精神生产”之间存在根本性冲突。商品生产的逻辑日益渗透并控制了艺术生产，艺术家蜕变成为利润或剩余价值的雇佣生产者，艺术品也就变为无个性标准化的商品。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否定与批判态度同马克思是一脉相承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态度大多基于文化工业的价值引导功能的弱化和丧失。其一，是文化将为资本所控，只能被动地生产，而不能凭借个人的创造、创意和创新实现自由的创造，这对艺术将是无情打击；其二，文化产品的商品化、消费化使艺术从精神领域蜕化成一种物化的文化，从而剥夺艺术本应具有的反抗和批判功能；其三，依附于文化产品与服务至上的工业技术使各种文化形式更好地操纵、控制群众的心理结构，人们将失去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从而被动地为文化工业产品塑造。[25]其中以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最为突出。尤其是阿多诺，1963年他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中指出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赤裸裸的赢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26]毫不掩饰地认为文化工业的本质是赚取利润。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更是直言不讳地说：“文化工业的地位越巩固，就越会统而化之地应付、生产和控制消费者的需求，甚至会将娱乐全部剥夺掉，这样一种文化进程势不可挡。”[27]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哲学》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单向度的人》中对文化工业也进行了批判，不过批判的矛头指向的是科学技术。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但其价值引导不是以积极影响为主导，却“具备十足的工具性和奴役性，逐步成为对人奴役的手段，人从而成为机器的附属物，成为流水线上的一个原子”。[28]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阐述了传统艺术作品具备“灵韵”这种原真性特征，例如传统意义上的“复制”，如木刻、蚀刻因其规模、传播领域的限制，不足以对真品的“灵韵”产生威胁。在大规模的机器工业阶段，数量激增及大批量生产对艺术品的“灵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最终使其消失。[29]总之，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文化工业导致了“文化堕落”，并逐步成为束缚大众意识的手段，成为蒙骗民众的工具。然而，此刻的文化工业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而是依靠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大量传播复制文化商品的工业体系。[30]
2.伯明翰学派对文化产业逐步接受的态度
伯明翰学派对文化产业进行了较多基础理论研究，并认为大众文化流行的文化产业有其积极影响，逐步向接受态度转变。相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观点，伯明翰学派的观点是积极和乐观的。随着世界范围内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越来越不能解释日益丰富的文化现象。很明显，文化工业理论有其时代的局限性，随着高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文化工业的批判语境也渐渐地被文化产业的中性语境所取代，伯明翰学派应运而生。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大众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并不是一个既定意义的简单接受过程，而是一个意义选择和重构的复杂过程。受众对媒介信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照媒介赋予的意义来理解媒介的优先式阅读——“同向阅读”；二是“妥协式阅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信息；三是“反抗式阅读”，对媒介提示的信息做完全相反的理解。[31]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把大众文化作为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模式，在《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提出，随着大众传媒的渗透，精英文化和平民文化的差异正在逐步弱化并消失，主张通过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大众文化的消极面和积极面，并给予全面公正的评价。最后，詹姆森提出大众文化的发展是实现人类自身全面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将会对人的价值引导起到积极作用。[32]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在《理解大众文化》中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更为积极的评价，他认为文化工业批量炮制的流行文化就是人民自己的文化，是人民颠覆和反抗资本的有力武器。因为人们在琐碎的日常生活消费中看到了活力和创造性，他因而找到了社会变革的机会和动力，并将其称为“乐观的怀疑主义”。[33]
3.“技术文化学派”对媒体符号或褒或贬的文化研究
“技术文化学派（多伦多学派）”基于传媒技术进行了相关文化研究，对媒体符号进行了肯定。20世纪60年代，多伦多学派提出了一种在人类文化结构和人类心智中传播居于首位的新理论和新的媒介分析技术，强调“媒介即是信息”“媒介是人身体的延展”[34]的新命题，从而研究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现代社会文化的影响。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在《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中阐述了传播偏向理论，指出媒介分为偏向于时间的主导性媒介和偏向于空间的主导性媒介两部分。前者大多为重型材料，如羊皮卷、陶土和石块；后者多为轻便的易携带的材料，如纸莎草和纸张。在文化中，时间文化是信仰的、来世的、礼仪的和道德秩序的文化；空间文化则是世俗的、科学的、物质的和扩展不受约束的文化。世界的完美形态是时间文化和空间文化的深度平衡，但目前西方文明充斥着空间文化而弱化了时间文化，因此认为现代西方大众媒介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而忽视道德力量，将会对社会产生不良后果。[35]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采取了较为乐观的态度，在对待大众媒介的态度上，持较为肯定的态度。他在《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和《媒介即讯息》中表达了对媒介的积极态度，认为各种技术性的工具和发明，如电灯、车轮、铁路、飞机等，在他眼里都成了媒介，都成了人类感觉器官或身体功能的巨大延伸。电子媒介打破了旧的时空概念，使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整个世界紧缩成了“地球村”。在电子媒介中，他将其分为热媒介和冷媒介两种。冷媒介能给受众留下更多的参与空间，表现出较低的信息强度；热媒介则不允许参与并具有丰富的信息内容。现代社会是冷媒介逐步取代热媒介的过程，是人类的一种进步。[36]艾瑞克·亥乌络克（Eric Havelock）从赛伯空间和赛伯文化等方面带给民众的新视觉而展开研究。在《文化肌肤》一书中，他指出电子媒介等信息技术使我们处于一种超乎身体和心智方面的精神层面现实。这些电子技术不但能改造我们的基本心理状态，而且能弥补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从而创造出比个人智慧更明智的集体智慧。[37]
二 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对文化资源的开发过程、文化产业开发中的文化价值引导也是一个割裂的过程。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当地政府的强力指导，我国较多学者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了多角度和多领域的研究。文化产业发展对人们文化价值方面的引导功能研究，基本遵循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的老路。虽然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但将两者结合起来依旧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研究领域。
（一）国内学者对文化资源开发的相关研究
针对文化资源的现代化开发，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之下进行可持续性地开发，开发哪种文化资源，将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哪些行业结合起来，甚至有些文化行业本身也造就了文化资源，开发应注重哪些效果与利益。这是文化资源开发要解决的问题。
1.保护与开发之辩
开发抑或保护本身就存在极大的观点差异。一部分学者坚持在开发中保护，一部分学者坚持在保护中开发。两者虽各有侧重，但保护与开发的度如何掌握始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换句话说，如何在保护与开发中寻找一个平衡点，这是自文化资源开发之初便纠结不已的问题。王中云、骆兵认为我国文化资源空间由于保护和开发利用不足而导致空间损耗，未来文化资源空间扩张的明智之举是坚持“合理保护与有序开发”的原则，进而完善原创性保护体系，建立并健全稳步开发的市场规则。[38]周正刚提出了“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开发”观念，主要建立在两个层面：一是文化资源不开发就无法展现其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二是开发必须要可持续地稳步开发，杀鸡取卵式地野蛮开发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损失。坚持可持续开发的理念，就必须处理好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保护利用问题以及效益评估问题等。[39]杨福泉以云南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为例，毫不掩饰地指出地方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文化资源的庸俗化滥用、部分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淡薄、重市场的文化销售而轻精英传人的培养”等问题，因此提出要保护“文化生境”的建议。[40]李莹华、张静、姚爱琴、蔡文春认为，民俗风情文化资源的开发会破坏民族文化生态，应该建立起有效的保护机制，构建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与创新的动力机制。[41]潘建生指出开发藏族传统文化资源时，不能搞“穿衣戴帽式的照搬和复古”，而应该“找到藏族文化资源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契合点后实现创造性转换，推陈出新”。他认为推倒藏族传统文化资源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表现，生搬硬套地皈依传统文化也是不可取的。[42]
2.区域文化资源开发的攫取与走向
文化资源是多重的，按照形态可以分为物质文化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按照民族来分可以分为汉族文化资源和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按照城乡差别可以分为城市文化资源和乡村文化资源。当然，按照地域、文化类别以及所处地形都可以分为多种多样的文化资源。不同的文化资源在开发过程中的方式和方法同样是不同的。对于一个区域的文化产业发展来讲，开发何种文化资源以及怎样开发文化资源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张宏山针对河南省在自然文化资源方面的优势、不足，指出应当开发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资源；王昱认为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青海省应当将文化资源开发的重点放在历史文化资源之上；雷海栋指出中原“根亲文化”资源丰富，在中原经济区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历史新时期，应当确立“根亲文化”资源开发的战略定位；魏佐国认为江西拥有深厚的红色文化资源积淀，通过开发红色文化资源发展红色文化产业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佳体现，也能带来江西经济的快速发展；范波认为贵州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在由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的转化过程中更多地应该注重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并应同当地旅游业发展结合起来。[43]万书辉、祝新艳认为西部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源，具体表现为文明起源、民族习俗、宗教习俗、旅游资源。在未来文化资源开发中一是要整合基础上的资源布点工作；二是要以文化产业园区为核心，组建若干产业集群；三是要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合作。[44]
3.多样化的文化资源的开发对策与建议
关于如何开发民族文化资源的理论研究，李忠斌认为在开发民族文化资源时，要利用科学技术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使民族文化资源与经济发展相结合，才能使民族文化有后发优势。[45]徐纪律指出，在开发文化资源时要坚持时代性与民族性两大标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两大标准的集中表现，必须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才能实现两大标准的完美统一。[46]高新才、闫磊从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研究中提出“文化价值取向的条件收敛性构成了文化资源开发的必要条件”，他们根据收敛性的强弱幻化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开发路径：具有较强收敛性的文化资源应该以市场机制为主进行开发，而具有较弱收敛性的文化资源则可实行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原则。[47]程玲俐、吴铀生认为民族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是“一个自控又自动的独立系统”，并以其相对的稳定性，陈陈相因，延续承袭，故而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与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过程，同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也需要文化艺术来繁荣和支撑，因此在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中应“注重经济与文化的融合”才会实现双赢。[48]在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实践研究方面，蔡瑞森、杨丽瀛认为在开发云南民族文化资源时，一是要深化改革，发挥内部优势；二是要引进外资，壮大开发实力；三是要发展文化旅游，拓展文化市场；四是要省市合作并举。[49]王娟娟一改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层次分析法评价资源开发潜力。以西藏旅游业为例，通过研究得出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应采取“保护性开发”模式、实施“内涵式”发展战略、提升从业人员素质、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培育特色文化体验、加强区域合作六大措施。[50]王昱、毕艳君、刘景华、马生林认为关于青海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应该加强政府对文化资源开发的扶持与引导，强化创新意识，并加强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培养专业化人才。[51]刘家志、朱海林认为西部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应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要树立民族文化安全意识和全社会协调发展的意识等，定期稳步开展民族文化资源的调查工作，实施民族文化资源的提升战略，不断创造西部新文化。[52]
体育文化资源的开发是文化资源开发研究的重点，梁华伟认为焦作应该开发太极文化资源，发展太极文化产业，但在具体操作中应加强与大众传播事业的融合，做好规划并与旅游业相结合，做到“拳山”文化协调发展。[53]张小林认为目前峨眉武术文化资源的开发体系松散难于传播，产业开发平台不足，而以国际武术节为契机大力实施品牌先行战略，打造峨眉武术产品链，并联合少林、武当共同打造中华民族的武术文化品牌联盟是可行之策。[54]陈永辉、白晋湘指出少数民族民俗体育文化资源的开发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来说意义重大，在开发策略上应该建立健全民俗体育文化法制保护与开发机制，深入开展普查工作，同时结合自然景观资源优势，开展民俗体育竞技、娱乐、休闲等项目，也可以在民族地区民族院校中适宜地开展民俗体育文化教育与活动。[55]陈炜、文冬妮认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区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资源既丰富多彩又各具特色，但在开发中出现了“缺乏民族文化内涵，缺乏科学的规划与指导，商业化、雷同化现象较为严重，开发结构布局失衡，人才匮乏”等问题，但从长远发展来看，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将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56]陈炜、钟学进、张露露借鉴国外学者弗里德曼（J.R.Friedman）的“核心—边缘”理论，系统论述了基于地域分类的桂滇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不同开发模式，针对城市中心区应实行全民健身休闲型的开发模式，近郊区应展开体育赛事型的开发模式，远郊区可以实施文化生态型的开发模式。针对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富禄苗族乡花炮节这一传统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资源，应构建以政府为主导、本地居民为主体、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旅游者积极合作、其他利益相关者竭力监督的多动力推动下的市场和制度机制共同作用的管理开发模式。[57]黄滨、刘元国、宋琼提出辽宁省开发体育文化资源时要坚持文化与产业化相结合，借助全运会举办的机遇，提升辽宁省体育文化核心竞争力，对辽宁省体育文化进行系列化、系统化地梳理和归类，在开发模式上要搭建服务平台，在开发内容上要合理布局。[58]王明霞、王微、李寒指出满族的传统游艺文化极具民族性、传统性、体育性、趣味性、简易性、节庆性等特征，可采取的开发措施有：加大宣传力度，树立游艺文化旅游形象；挖掘整理系列产品，培育专项服务人才，提高游艺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质量和品位；加强游艺文化节庆活动的开展；开发传统游艺文化商品及旅游纪念品等。[59]黄银华、龚群认为我国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优势明显，然而由于重视不够、投入不足等原因，我国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还限于较低层面，因此可加大研究力度，并改革管理体制、优化资源配置，在保持民族文化特征的基础之上不断融入现代文化的内涵，并加强法制建设。[60]
相比城市的文化资源，较多学者认为乡村文化资源更具有数量优势。史小建、张李娜、祝大勇认为河北省拥有较多的乡土文化资源，由于资金和人才等方面严重匮乏的制约因素，河北省乡土文化资源的开发仅限于表层，缺乏系统的内涵式开发。针对目前的问题和不足，河北省要转换“自娱”观念，树立产业意识；出台相关政策，科学规划，有序开发；建立多元投资融资体制，拓宽融资渠道；激活创意引擎，打造品质项目等。[61]李德建认为乡村文化资源是一种丰富却廉价的资源，是一种悖论式的存在。由于长期被割裂和疏离在主流经济视野之外，乡村文化保留着其异质性的特色，随着民族文化资源乡村旅游业的兴起，呈现出乡村文化资源开发蓬勃发展的景象，未来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应“充分发挥文化创意性的价值，重新构建新的消费文化体系，赋予乡村文化资源以新的价值”。[62]聂华林、李莹华提出农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21世纪农村实现经济飞跃发展的“机会窗口”，在我国西部地区“三农”问题难以突破的今天，大力开发西部农村文化资源，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显得尤为必须，因地制宜地采取集体开发、招商引资、村镇居民自主开发和共同开发的不同模式，积极转变观念、争取政策支持，并处理好可持续发展问题，将会为农村经济发展找到新的契机和突破口。[63]
宗教文化资源是极具精神色彩的文化资源。我国对宗教文化资源的开发总是和旅游业发展相互促进，杨玉辉谈到佛教文化资源有宗教文化资源、道德教化资源、文物遗产资源、思想智慧资源、旅游观光资源、慈善公益资源、养生保健资源七大部分。通过发展佛教的养生事业、公益慈善事业将会较好地开发佛教文化资源，但应遵循以下四个基本原则：一是开发应以佛教界为主导，以佛教事业为依托，以弘扬佛法为根本；二是严格遵循佛教的精神和价值，避免商业化倾向；三是侧重多方面配套进行，注重综合效应；四是必须在传承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对于其他宗教资源，杨玉辉强调应“以弘扬健康的宗教精神和价值为宗旨，同样应该避免容易出现的商业化和功利化倾向，并以继承和保护为重要责任。”[64]张训谋指出宗教文化的开发有较多的积极作用，但目前也出现了开发过热、肤浅、混乱、短视和缺位等问题。因此应该保持清醒头脑，统一思想认识；强化管理职责，制定相关政策法令；保护宗教界合法权益，保障宗教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宗教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65]
在地域性特色文化资源的选取方面，张小林、孙玮、龙佩林以河南嵩山少林的武术文化资源为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类似少林武术类的文化资源的开发应该走“品牌与营销创新之路”。[66]赵志颖以贵州省部分经济较为不发达的地区为例，他认为在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问题上可以采取较为保守的高度现实态度，有所为有所不为。他提出要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必须推动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与创新迈上新台阶，而前提又是必须以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脱贫致富奔小康为最大、最迫切的诉求为基础。[67]黎永泰认为在西部大开发中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可以坚持积极利用的观点、创新的观点、资源化的观点和产业化的观点。[68]樊泳湄提出应该以创新的手段开发民族文化资源，我国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优势没能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重要原因就是文化资源开发工作缺乏一定程度的创新。他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民族文化资源的方法，包含创新民族文化资源内核、创新民族文化资源开发观念、内容和形式等，同时要增加文化产品的文化元素、民族元素和时代元素。[69]饶志华、彭恩仁指出江西在开发红色文化资源时存在开发主体相对单一、品牌意识不足等问题，他提出“开发主体多元化、展开红色文化品牌战略、加长红色文化产业链条、深化产业间的横向渗透与产业内部的纵向延伸相结合”等举措。[70]
部分文化资源在开发之后，逐步形成了文化行业内部的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的开发更能切实地推动文化行业的发展。在结合文化行业发展与文化资源开发的研究中，解梅认为把当地旅游行业的发展和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结合起来，将会取得互惠互利的结果，从而能给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71]针对昆明旅游业的发展，杨虹认为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民族文化艺术的研究成果，创新旅游产品设计，使昆明旅游业的发展从仅仅参观民族村、欣赏一些歌舞表演到适宜各种旅游类型的转变（如娱乐型、文化专业认同型、度假保健型、公务型、宗教型、购物型及各种专项旅游等）。[72]陈咏梅认为旅游文化创新是现代旅游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而旅游文化的创新要求对文化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充分发挥其最高效率，才能在现代旅游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73]曹水群以西藏的乡村旅游业发展为例，认为大力开发饮食文化资源会促进当地旅游发展，并指出了“大力推介特色饮食产品组合；打造民族特色美食街；举办以酒为主题的文化旅游活动；举办以茶为主题的文化旅游活动；大力开发多元化系列成品或半成品的餐饮旅游商品”五条路径。[74]李萍认为在开发区域民歌文化资源时，可以通过创意性的举措将当地的特色文化产业结合起来。她以广西靖西县旧州绣球村为研究对象，指出绣球产业链的发展有利于开发当地的民歌文化资源，而绣球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要“提升品位、丰富品类、确保品质、打响品牌”。[75]丁培卫提出在发展民族动漫产业中，应该借助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研发具有中国特色的动漫文化产品，才能真正提升我国民族动漫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在国际动漫市场中赢得主动权和话语权。[76]何丽芳认为在进行乡村旅游饮食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时，要注重对乡村饮食文化的挖掘，同时必须保持乡村饮食的“自然本味”；张培培认为对我国区域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必须要秉承可持续发展和管理机制体制创新等原则，才能形成旅游文化资源的妥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的良性循环，使开发、保护、利用三者和平共处；唐梦雪、谭春兰认为旅游文化资源开发探析应该采取“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原则，在传承地域文化和彰显区域文化特色的同时，加强区域间合作。[77]
另外，陈莹、张树武提出针对我国珍贵的经典名著文化资源，应首先要摆正经济效益获取与经典文化传承之间的矛盾关系，其次应该构建有效的受众接受机制，并进行多维度的科学开发，同时应该做好经典文化开发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等。[78]在开发海洋文化资源的研究中，唐梦雪、谭春兰针对我国部分沿海城市在开发海洋文化资源时出现的诸多问题，提出创造海洋文化氛围、构建海洋文化品牌，打响海洋文化产品及服务的知名度，从而形成官、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格局。[79]张开城针对广东和浙江两省在开发海洋文化资源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搞好大型节庆会展、搞好应用性开发研究、对策性研究以及建立“涉海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资源库”等对策建议。[80]杜建国等人认为湖北特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必须以体制改革和文化创新为动力，确立以特治特、以特制胜的基本理念，实施特色文化先发战略，抓好特色资源的优化整合、科学保护、合理开发三个环节。[81]针对黔、湘、滇、桂、渝、川6省市的“夜郎文化”之争，王大良指出如此盲目的以文化发展文化进而实现现实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并不能取得较好的结果，针对“夜郎文化”资源的开发应与经济发展和旅游业发展、文化建设等相结合，才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82]
4.文化资源开发的相关利益主体研究
文化资源的开发不是单方面的文化自我展示及提升过程，而是文化内涵的传承与创新过程。案例实践是文化价值的延伸，是文化产业理论在具体操作层面的升华和提高。在文化资源的开发过程中，通常是多方参与的多利益相关的过程。岳红记借对陕西历史文化资源开采时的实践经验，得出了新闻媒体在历史文化资源开采中存在导向功能、监督功能、教育功能等正能量的功能。[83]李萍以广西壮族的歌圩为例，指出民歌文化资源的开发将有利于民族传统歌圩与现代歌圩之间和谐歌圩的建设。[84]陈旖、邓玲以贵州为例，指出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一方面，以生态文明理念为中心的文化资源开发有利于生态文明体系的建设；另一方面，生态文明规制着生态资源的循环利用和民族文化的有序传承。[85]魏佐国指出，文化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区建设也是一个相得益彰的过程，他借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之例，指出“开发赣鄱文化资源”是鄱阳湖经济腾飞的黄金手段，因此做出了“红色摇篮、绿色家园”的文化产业定位。[86]李军从现实角度出发，认为区域文化资源与影视产业的发展相互关联。区域文化资源是影视产业内容的源泉，也决定着影视作品的内容、表现方式与美学趣味。[87]在文化生态保护与开发文化资源方面，彭岚嘉认为“建立良好的民族民间文化生态环境”是文化资源开发的前提和基础，而发展高文化含量的文化产业和人文经济是西部大开发的机遇之一。[88]贺菊莲指出开发利用贵州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资源将会在新农村建设中大放异彩，例如在推动农村旅游业发展、创新特色山地经济模式、建设生态文明以及增加农民就业等方面，可以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89]赵渊认为开发本土文化资源应该和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结合起来，通过构建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合作机制，建立文化资源、文化特质开发的储备与供给机制，建立特色文化产业门类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可以提升文化产业园区的核心竞争力，确立文化产业园区开发区域特色文化资源的路径。[90]
（二）国内学者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态度变化过程
中国的文化及经济学者对文化产业的态度也基本沿袭了国外学者的历程，按照“反对—逐步接受—回顾和反思”的基本路线发展至今。
1.初期的批判式理论
我国对文化产业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一些精英文化论者和学者自觉地遵从法兰克福学派的一贯思路，对文化工业甚至大众文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攻击，指出了其在对人们文化价值引导方面的诸多弊端，如排挤精英文化、侵蚀人文精神、培养享乐主义、消解反抗意识等。黄力之在20世纪末对我国审美文化的发展表达了深深的忧思。[91]张汝伦认为在大众文化中，新的市场竞争原则置换了艺术创作原则，人们的精神需求被市场需求所取代，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催生了日趋平庸与雷同的大众文化。在大众文化强有力的攻势和无所不在的影响下，大众的辨别能力将丧失。[92]刘忠群认为大众文化产品多为满足感官刺激而设计的肤浅内容，这可能一方面损害高级文化，另一方面腐蚀人心。大众媒介一味提供消遣娱乐，使人们更加逃避现实社会，产生消极影响，如电视中的暴力镜头会导致儿童的侵犯行为，诚然影视作品中不免出现暴力、诈骗、色情等不良内容，但结局多为善良击败丑恶，故能使受众得到一定的道德教育。然而现实情况是，由于青少年心智不成熟，对影视作品的深层次内容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从中得到深刻的人生哲理更不大现实，不但没有形成良好的价值引导，相反却对一些丑恶的形象印象深刻。[93]尹鸿更是借鉴阿多诺等人的批判理论，指出大众文化的多元化的负面影响：首先在于它的“非现实主义”本质往往会误导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它所关心的是文化对于大众的刺激性、吸引力与迎合性；它的梦幻性特征往往会强化一种逃避现实的心理倾向；它的娱乐本位的动机对健康人格的建立也会产生负面影响。[94]刘润为认为大众文化将追求感官享乐作为人生价值的唯一目标，既削弱了民间艺术，又削弱了高雅艺术，并由此带来了较为消极的影响。一是削平了审美空间；二是导致主体性的失落；三是确定了金钱——享乐的生活方式，人们由本能欲求的奴隶变为金钱的奴隶。[95]姚文放认为当代审美文化正处于经济与文化、科技与人文多种冲动力的拉扯、争抢和劫夺之中，因此被扭曲、变形、撕裂，其明显特征是消费性、娱乐性、复制性、平面性、边缘性、包装性、快餐性等，因此存在重大缺陷。[96]
2.逐步变为积极接受态度
随着文化产业学者队伍的不断壮大，对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尤其是文化产业在我国强烈的发展势头和不可阻挡的席卷潮流，使人们对文化产业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周平远指出，文化产品的独创性与原创作品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是与这些产品的复制数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大众文化的普及虽然使得文化产品的创作个性弱化，但根本原因不是日益先进强大的复制技术，而是市场经济和整个社会的人文环境的综合作用。[97]潘知常也提出，大众文化的出现扩大了艺术本身的边界和疆域，并使一些商品、技术提升了一定的文化含量。[98]金元浦也对大众文化持乐观态度，认为其是一场解神圣化的世俗化运动。由于大众文化的出现，一步步改变了我国目前的意识形态内容，并能在未来我国民众生活的民主化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99]
3.文化产业精神引导的重新审视
十六大以来，我国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不少学者对文化产业仍然是大加赞扬，可反对文化过渡产业化的声音也从未间断。单世联认为文化产业的确需要通过媚俗来扩展市场，商品逻辑相对于文化价值引导来说是有绝对优势的。一旦有哪些领域、形式不应该产业化，那么就应该划清界限，保护一些本真性的文化领域和形式。[100]董健更是清晰地表明反对文化产业化，他认为“文化中商业化加强以后，内容缩减了”。文化人变成了匠人和市侩。产业对文化的扭曲，就像二两重的洋参，放进了一个硕大的包装盒里。在我国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中，他希望能够找到符合文化规律，不是权钱结合的文化产业，真正找到文化产业平等、自由的发展道路。[101]王列生认为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并不一定能带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更为严峻的是“当前有不少学者正在‘绑架’文化产业，抛下了文化担当”。文化产业好比一把双刃剑，在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绝大部分文化企业都会追求效益最大化，而忽视自己的文化责任与道德，将会对人们精神价值引导方面产生不利的影响。[102]胡惠林认为“提供价值系统和内容系统是文化产业的核心”，作为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载体与表达形态，没有文化产业的具体形态就没有人类文化的创新与传承。他以网络游戏业为例，指出青少年网络犯罪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文化产业的发展和GDP的增加不能以牺牲整整一代人来实现。[103]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儿所所长孙宏艳指出一些新兴文化产业对青少年的危害，尤其是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的危害，其罪魁祸首是里面的色情和暴力信息。他认为“网络游戏中长期的砍杀、爆破、飙车、打斗、枪战，会使未成年人的道德认知发生错位，逐渐认为网络中的砍杀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合理的，从而在现实中予以实施”。因此，青少年网络犯罪的概率飙升。[104]顾江指出各国文化产品主导的审美诉求、审美价值观与各国文化战略的共谋关系使审美产品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流行文化资源，衍生为各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播、确认、强化人们共同的规范、价值观、信仰、观念和生活方式中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和说服力，因此我国应当加强文化产品中民族文化价值观内容的审美诉求。[105]熊建则通过对文化产业发展内涵的深刻剖析，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毕竟要传播真善美，要提供审美的愉悦”，不能因为经济利益的获得而泯灭了文化产业纯洁高尚的本质。由于经济学讲理性不讲道德，如果需求低俗，那供给也不用高尚。可是一味迎合市场只能让文化产业失去魅力，不会健康有序地发展下去。
（三）文化资源开发中文化价值引导的研究
关于文化资源开发中文化价值的引导，我国较少有学者对此方面进行研究。我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就曾指出，“我国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牺牲精神文明建设，以获得经济建设的一时发展”。[106]程恩富在《文化生产力与文化资源的开发》一文中提出，对文化资源的开发要坚持“扶正祛邪”的原则，较早地提出了在文化资源开发中文化价值引导的重要原则。为此，他主张将社会效益放在比经济效益更为突出的位置，但是在操作过程中也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其中必须将“增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贯穿在文化资源开发过程的始终”，而一旦理解偏差，一些落后腐朽的“精神鸦片”便会遍地滋生，如诱人犯罪的坏作品、封建迷信东西、国外不健康的文化服务项目等。[107]张胜冰认为文化资源开发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应保护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文化形态，并维护类似文化资源的本真性与完整性，从而抵制虚假文化的泛滥和侵袭。因此，应该严格遵循科学发展观，使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规律相契合，继而引导人们体验和感悟真实的文化。[108]黎永泰提出“文化资源开发具有不断提高人的综合素质的特点”。他认为，在文化资源开发的过程中，文化被重新认识、理解、阐释、研究、利用、产品化、享用，这个过程主要是以人们精神层次的劳动为主，是对文化中知识、能力以及智慧的运用和发挥过程，制造和消费此类文化产品的人的综合素质都在一步步丰富、深化和提升。[109]陈莹、张树武指出我国在开发经典名著文化资源时，可以将中华文化进一步发展和壮大，使其具备较强的文化传播力和创造力，使文化产品的海外输出起到弘扬中华文化的作用，并加强文化产品的输出意识。[110]杨玉辉指出在对一些宗教文化资源进行开发时，不能以政府和企业为主体，而应当以各类宗教组织和其信仰者为主体，以宗教的发展事业为最终依托，并以弘扬正确合理的宗教精神和价值为根本宗旨。[111]张训谋提出宗教文化的开发具有双面性，既有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也有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消极因素，因此宗教的信仰功能和文化功能之间有着不可捉摸的关系，未来宗教文化资源的开发在发挥其文化传递和文化教育等良性功能的同时，也应重视宗教自身弱点所带来的不良稳定隐患。[112]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1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文化需求，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113]由此，更多学者开始重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文化价值引导方面的功能研究。如王东林提出，文化本身具备改造人、塑造人的多样化功能，因此应当使文化产品承载健康安全的价值观。
三 国内外研究述评
国内外学者在文化资源开发中对文化价值引导功能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基础理论及应用理论研究成果。由于我国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滞后，文化产业学科建立也较晚，始终追赶国外文化产业发展和研究的步伐，具体体现在对世界文化产业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实践的案例研究及论述，乃至对国外研究学者研究成果的不遗余力地翻译和介绍。不可否定的是，国外学者利用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研究方法，从始至终都注重文化产业的文化价值引导方面的功能研究，从“技术决定论”到“经济决定论”再到“文化决定论”，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伯明翰学派，再到多伦多学派，都贯穿着文化与经济相互关系的推延与发展。面对国外学者纷繁复杂的研究成果，面对世界上文化产业发达国家文化经济一体化飞跃发展的诱惑，我国在文化产业方面的研究也在日新月异地发展。然而我国依旧处在转型期，经济发展、政治改革、文化创新等任重而道远。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及文化产业研究，从十六大到十七届六中全会，再到十八大会议，我国对文化产业的鼓励政策自成一体，表现出极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也如火如荼，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学科的相关研究也由初创进入繁荣期，尤其是针对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研究达到了一种狂热的地步。然而，如何借鉴国外文化产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如何处理好文化产业开发中的文化价值引导问题，处理好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问题，如何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甚至是多赢问题，是目前文化产业发展和研究中应当注重的问题。总体看来，我国在此方面的相关研究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1.重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轻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研究
由于受到区域经济发展的诱惑，较多学者在进行文化资源的研究时，往往注重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而缺乏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研究。在文化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今天，如何将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似乎是文化产业研究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如何使我国宝贵的文化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并传承下去，研究的热度却远远不及开发利用方面的研究。从长远来看，保护传承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建设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不仅是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问题，也是一个长远发展和短期发展的问题，更是可持续发展利用与“竭泽而渔”的问题。
2.重文化遗产资源研究，轻其他类别文化资源研究
文化资源包含各个方面，既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又有民族之分，但从文化资源的重要性程度来看，有文化遗产资源与非文化遗产资源之分。毫无疑问，文化遗产资源在知名度与美誉度方面有着先天的经济转化优势，在民众的认识度和认可度等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基础，因此开发文化遗产资源便成为部分地方政府发展文化产业积极倡导的路径，中西部大力开发文化遗产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业就是例证。若紧盯着文化遗产资源，假借“文化遗产之名”宣扬城市之名，这种做法自然无可厚非，然而我国除了拥有较多的文化遗产资源之外，还有众多尚未纳入遗产名录体系的文化资源，这类文化资源虽然知名度不高，但在建设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等方面有着不可多得的潜力和优势。
3.重经济效益提升研究，轻文化价值引导等社会效益研究
受经济危机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我国文化产业学者在研究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通常将经济利益放在首位，而较少地关注社会效益。学者们关切的是文化资源的开发能给当地经济的发展带来多少实惠，而较少关注当地文化资源的开发能否带来文化的传承与社会的进步，似乎将文化产业的发展看作医治经济危机和经济发展放缓的良方。文化产业发展对文化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究竟能带来何种利益，对于开发何种文化资源、怎样开发文化资源才能带来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引导功能则较少涉及。
4.文化资源开发研究与文化价值引导研究两张皮现象明显
对文化资源的开发研究偏重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而对于文化价值引导功能的研究又偏重于文化学、哲学及心理学的研究。与国外研究学者基本类似的是，我国对于文化资源的开发与文化价值引导方面的研究没能较好地融合在一起，基本与国外学者研究一样呈现“两张皮”的现象。研究文化资源开发的学者较少地注重文化价值尤其是精神价值引导方面的内容研究，研究文化产业发展对于人们精神方面价值引导的学者较多地忽视了文化资源选取及合理开发的重要性，因此两者基本是呈平行发展的疏离状态，而没能真正深刻地实现交叉研究。在下一阶段集合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和哲学等众多学科进行跨学科的融合交叉研究中，对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价值引导方面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