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变革前夜的窘境

历史上广东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门户和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拥有发展商品经济与进行外贸活动的有利条件与良好传统。明清时期，广东农工商贸齐头并进，经济繁荣，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之誉。近代，广东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重要发祥地，自然资源、地理环境与社会人文条件均得天独厚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更是领风气之先，率先实现社会经济近代化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与全国各地一样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显著成就。从1957年起，国家每年在广州举办一届“广交会”，在西方“封锁禁运”中努力开拓对外贸易与中外交往。1963～1965年的经济调整时期，广东一度出现经济复兴的好势头，亦在全省推广清远以产量责任制为中心的“洲心经验”。但长期囿于国家整体战略对广东的定位、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以及十年“文革”带来的破坏，到20世纪70年代，广东毗邻港澳的优势不仅没有得到发挥，反而成为一种政治包袱，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昔日的“鱼米之乡”竟连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好，社会发展面临窘境。

一 社会经济发展缓慢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属于国家投资建设的重点地区。“一五”时期，国家156个重点项目没有一个放在广东。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国家投资集中在“大三线”，广东不仅得不到新的投资，甚至部分工厂还内迁至其他省份，广东工业的自我更新和发展能力严重不足。1953～1980年，广东累计工业投资只占全国同期工业总投资的3.4%，工业基础十分薄弱。

在对外经贸方面，除持续举办“广交会”之外，广东外贸增长非常迟缓。1962年，广东进出口总额仅1.91亿美元，1970年，缓慢增至4.82亿美元；1978年虽然进出口总额有15.92亿美元，但进口总额仅为2.04亿美元。

广东整体经济结构不合理，基本上属于农业省份。全省70%以上人口和劳动力在农村，经济总量在全国处在中等偏低水平。1978年，三次产业的比重分别是第一产业29.8%（55.31亿元，占全国的5.4%），第二产业46.6%（86.62亿元，占全国的5%，其中工业生产总值是76.12亿元），第三产业23.6%（43.92亿元，占全国的5%）。全国GDP总量3678.7亿元，广东为185.85亿元，仅占全国的5.1%；人均GDP为370元，低于385元的全国平均水平。

全省电力资源和交通运输能力严重不足。按全省工农业生产和加工出口的最低需求计算，丰水期缺电1/3，枯水期缺电1/2，缺煤炭1/4。京广铁路南段通过能力只有衡阳以北的1/4，30%的外省物资运不进来。港口的疏运能力低，船舶的停港时间长。

在经济体制方面，20世纪50年代以后，广东与全国一样，城镇实行国有和集体单一公有经济，限制其他经济成分发展。在农村，1958年开始实行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和三级所有的体制，割断农民同土地经营收益的直接联系，压抑了农民生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1958～1978年，广东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只有2.9%，比1950～1957年7.6%的年均增长率低了4.7个百分点；人均粮食产量由1957年的376公斤降为1978年的351公斤。1968～1978年，粮食增产势头受挫，农业总产值每年仅递增2.2%；粮食种植面积虽然增加了743.7万亩，但总产量只增加了18.6%（亩产平均每年仅增加1.36公斤），平均每年仅递增1.7%，低于全省人口年均递增2.4%的速度。

二 人民群众生活困顿

受“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影响，广东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高。1952～1978年，广东省国民收入年均增长5.3%，低于6%的全国平均水平。农民年平均纯收入只增加了85元（其中1958～1976年只增加了45元），年均增长2.8%，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增长只有约1%。农村社员口粮由1970年每人平均229公斤降至1975年的218公斤。城镇职工年均纯收入只增加了27元，剔除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平均工资实际下降。

各种生活消费品短缺，市场供应长期紧张，1966～1978年（除1970年外），年年货币投放都大于回笼。城镇居民所需的粮、油、肉、蛋、鱼等农产品和城乡居民所需的布匹、肥皂、烧煤、自行车等日用工业品都要凭票限量供应，1975年全省发放的购物票证达40多种。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年食品消费支出只有266.4元。农村居民的贫困状况更为严重，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93.25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84.89元，个别地方的农民年均收入低于50元。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66.6%，生活水平处于贫困状态。

三 “逃港潮”严重冲击

与广东宝安县隔深圳河相望的香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英国侵占。20世纪50年代以后，香港抓住机遇，迅速跃升为亚洲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香港的繁荣富裕与宝安的落后贫困形成强烈反差。调查数据显示，1966～1978年，香港农民人均收入从1600港元（折合人民币448元）增至13600港元（折合人民币4365元），年均增长80%；而同期宝安县人均收入从108元增至134元，年均增长仅2%，二者的收入比从4∶1扩大为32∶1。

巨大的经济落差导致广东出现“逃港潮”，邻近香港的宝安、东莞等地出现多次大规模的群众“外逃”。当时流行的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室九空人离去，村里只剩老和小”，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1978年东莞长安“逃港”人数也多达4600多人，当时地方上流传着这样几句话：“青年走光，田地丢荒，干部难当，老人惊慌”。“逃港潮”不仅席卷珠江三角洲，而且波及粤东地区，成为困扰广东的突出问题。

广东地方党组织用很大的精力来解决“逃港”问题，但收效甚微。1978年7月上旬，初到广东的习仲勋到宝安等地调研。他问一名群众：“你为什么要外逃？”群众回答说：“我在家里面苦啊，在香港能挣钱啊，还是那边好，所以我们就到那边去。”[1]就“逃港”问题和深圳河两边的鲜明差距，当时广东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坦承“人民生活欠账不少”。[2]“逃港潮”的原因在于经济落后，而经济落后的症结就在于思想的桎梏和体制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