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建设综合改革试验区
1978～1980年，在习仲勋主政广东的两年多时间，广东向中央争取了“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完成了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奠基礼，可称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创业奠基阶段。
1980～1985年，广东认真执行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全国率先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市场、物价和流通三个方面渐进闯关，逐步放开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合理调整物价，搞活流通环节。这不但为广东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生机和活力，也为全国突破计划经济的壁垒，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做出了大胆而有益的尝试。在对外开放方面，广东初步形成一个以经济特区为重点，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梯度推进的经济开放格局。由于广泛开展了来料加工、合作生产、补偿贸易、合资经营、独资经营和共同开发资源、联合办厂、联营经销等形式多样的外引内联，广东的这个经济开放前沿地带逐步成为我国内地与港澳、海外加强经济联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这个时期可称为广东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阶段。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53]，经济体制改革在国内全面展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对外开放格局进一步拓宽。
广东由于先行探索，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上都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务院在1985年3月批转了《关于广东、福建两省继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会议纪要》，决定两省在今后5年内（即到1989年）继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同时根据形势发展的新情况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新部署，增添必要的新内容。[54]由此广东进入充分利用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1985年7月，林若接任广东省委书记，新一届省委领导班子带领广东进入改革开放巩固提高的新阶段。一方面推动乡镇企业发展，放宽政策；另一方面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率先放开物价，发挥价格的市场调节作用，大力推行国有企业改革，给企业放权让利。同时，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倡导社会主义文明新风，推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协调发展，使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推动了各项改革取得新突破。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发展日趋国际化，广东及时抓住机遇，确立以外向型经济为导向带动经济全面发展的战略方向，对外更加开放，推进外贸体制改革，继续办好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时扩大对外开放区域。
1987年春，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专程回到广东，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考察。他在写给中央的《关于广东之行的报告》中针对“不少人仍然担心党的基本政策发生变化”的情况，写道：“我们要充分利用当前的大好形势将改革、开放进行下去。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55]该年11月，国务院正式决定把广东作为综合改革实验区，要求广东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方面继续先行一步。国务院批准广东省作为综合改革实验区，是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延续和深化。广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央推进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大力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推动改革开放各项事业向纵深发展。1988年1月，广东省政府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广东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请示》，提出了关于金融、外经贸、价格改革、人事、劳动、工资制度改革等10项改革内容及政策措施，以及广东走向2000年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构想。国务院原则上批准了广东的请示，强调广东在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同时，要顾全大局，措施和步骤要积极稳妥，要依靠发展“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增强自我发展能力。[56]
广东正式成为综合改革实验区后，省委随即在1987年12月召开的五届七次全会上提出了广东到20世纪末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即把握国际国内的良好机遇，实现“一个目标，两个转变”，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速度保持在10%左右，率先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新格局。
经过10年改革发展，长期积累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开始集中暴露并趋于尖锐，国民经济出现诸多问题。为扭转严峻的经济形势，1988年国家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方针，全国经济进入治理整顿期。中央有关部门在金融、外汇、计划、流通等方面加强了控制，对广东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有所收缩。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1988年5月，广东省第六次党代会确定了广东的主要工作：一是把振兴科技和教育事业放在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首位；二是尽快建立外向型经济体系；三是强化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四是超前发展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积极而有选择地发展原材料工业。[57]
随后，广东省委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提出“压基建、调结构、保生产、抓改革、求效益、上水平”十八字方针，坚持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较好地处理了治理整顿与改革开放、稳定经济、发展生产的关系，使广东经济保持了稳定发展的势头，没有因为治理整顿而停步。至1991年，广东初步完成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任务，为下一阶段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方苞采访记录，2004年6月。
[2]《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1979年6月6日），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档案文献》（上），中国档案出版社，2008，第17页。
[3]“两个凡是”方针最初的文字表述，出现在由汪东兴布置、为华国锋准备的一份会议讲话稿中，1977年1月21日写出的提纲中有这样的提法：“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由于原拟召开的会议推迟，这份讲话稿的主要内容就先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于2月7日发表。3月14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4]《习仲勋同志在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0月5日。
[5]《中央工作会议简报》（中南组）〔23〕，1978年11月27日。
[6]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79年1月25日。
[7]习仲勋：《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1979年12月17日），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档案文献》（上），第58页。
[8]《习仲勋文选》编委会编《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356～360页。
[9]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5月26日。
[10]习仲勋：《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1979年12月17日），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档案文献》（上），第38页。
[11]习仲勋：《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78年4月6日。
[12]习仲勋：《在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79年1月25日。
[13]《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编《习仲勋主政广东》，第197页。
[14]王宁采访记录，2001年5月。
[15]1974年11月10日，一张名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出现在广州最繁华的北京路上。大字报署名“李一哲”。大字报抨击了“文革”中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流传到内地、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海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广东省委于1974年12月初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定性为一张“反动大字报”，并随后在全省组织批判。1976年10月，在清查“四人帮”运动中，“李一哲”没有得到平反，反而升级。1977年12月中旬举行的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其罪名为“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后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还被判有期徒刑。与“李一哲”有牵连的干部和青年，也受到隔离审查和内部批判。
[16]《习仲勋同志接见李正天等人的谈话记录》，1979年1月24日下午。
[17]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李一哲”案件平反的情况报告》，1979年2月20日。
[18]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第281页。
[19]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1949年10月—2004年9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第284～285页。
[20]《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粤字〔1979〕99号，1979年10月27日。
[21]《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编《习仲勋主政广东》，第221页。
[22]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1949年10月—2004年9月），第285页。
[23]参见谢涛《改革开放初期广东落实侨务政策的历史考察》，《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24]中共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广东省监察厅编《广东省纪检监察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337页。
[25]广东省委区别工作领导小组：《广东省对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进行区别工作的总结报告》，1980年12月1日。
[26]广东省委摘帽办公室：《落实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工作情况汇报》，1981年5月30日。
[27]广东省档案馆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档案文献·广东》（上），第160页。
[28]《国务院批转港澳办公室关于加强去港澳考察工作计划性的请示》，《国务院文件》，国发〔1979〕61号。
[29]王全国、杨应彬、张汉青：《深切怀念习仲勋同志》，《广东党史》2002年第4期。
[30]方苞谈话记录，2004年7月16日；亦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443～444页。
[31]张勋甫采访记录，2002年5月。
[32]《习仲勋文选》编委会编《习仲勋文选》，第284～285页。
[33]《习仲勋同志四月八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的发言要点》，广东省档案馆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档案文献·广东》（上），第10页。
[34]张汉青：《习仲勋在广东改革开放中》，载《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第549页。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506页。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10页。
[37]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印《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79年—1982年）》，第9页。
[38]广东省档案馆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档案文献·广东》（上），第17～23页。
[39]广东省档案馆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档案文献·广东》（上），第15～16页。
[40]《习仲勋同志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79年9月21日。
[41]《习仲勋同志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79年9月21日。
[42]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印《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79年—1982年）》，第61～71页。
[43]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印《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79年—1982年）》，第60页。
[44]《习仲勋同志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80年8月8日。
[45]参见《中央书记处同志听取广东工作汇报的谈话纪要》（1980年9月24日-25日），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印《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79年—1982年）》，第94～108页。
[46]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印《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79年—1982年）》，第109页。
[47]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印《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79年—1982年）》，第110页。
[48]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印《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79年—1982年）》，第128～131页。
[49]《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文件中将其概括为：“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政策更加放宽，扩大两省的权力”，见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印《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79年—1982年）》，第165页。
[50]张岳琦、李次岩主编《任仲夷论丛》第2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第24页。
[51]《广东改革开放的开局——王全国访谈录》，陈俊凤主编《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58页。
[52]张岳琦、李次岩主编《任仲夷论丛》第2卷，第223～224页。
[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第345～361页。
[54]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印《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83年—1985年）》，第377页。
[55]习仲勋：《关于广东之行的报告》，《习仲勋文集》下，第1160页。
[56]《广东改革开放纪事》编纂委员会编《广东改革开放纪事》，第63页。
[57]广东省档案馆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档案文献·广东》（上），第568～5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