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坚持“三个更加”和“三条方针”

1980年11月，任仲夷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继续推进习仲勋带领开拓的改革开放探索。1980年12月24日，胡耀邦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座谈会，明确表示：中央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方针不动摇。1981年1月21日，中央办公厅转发了《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座谈会纪要》，提出了五项具体政策：（1）广东、福建要千方百计充分利用外资；（2）中央各有关部门要贯彻执行中央有关政策，关照、支持广东、福建的特区建设；（3）水产公司要搞渔贸统一；（4）坚决打击走私活动；（5）坚决简化各种审批手续，有的审批权可以下放到省。[48]

1981年，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已近两年，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仍有许多管理工作和具体措施跟不上。5月27日至6月14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北京主持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两省负责人反映意见，要求中央进一步松绑放权。会后形成了《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81〕7号文件批转了《纪要》。这次会议较好地协调和解决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两省条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松绑放权，并且同意两省继续推进在计划、财政、金融、外贸、物价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制定适合本省情况的法规、条例。

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1981年6月广东省委提出“三放”方针：“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归根到底，不外是对外开放，对内放宽，对下放权，而且要比不实行特殊政策的地方，加一个‘更’字。”这一方针得到中央的认同。[49]10月，广东省委提出必须坚持“三个更加”（又称“三放”），推进改革开放及特区建设。

“对外更加开放”：主要是抓“三个引进”（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和智力）、“三个出口”（商品出口、劳务出口、风景即旅游业出口）和创办经济特区。

“对内更加放宽”：主要是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工业、商业部门推行经济责任制，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在办好国营经济的同时，注意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一起上，大力推进物价和流通体制改革，展开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价格闯关。

“对下更加放权”：主要是在保证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把没有必要集中的权力坚决放下去。省下放了一定计划权、对外经济活动权、人财物的管理权，消减办事环节和审批手续。[50]

中央对广东寄予厚望，不断增强“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权威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希望能为全国对外开放、对内改革闯出一条路来，这对广东改革开放的起步极为重要。而广东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署时，始终注意结合地方实际制定广东改革发展规划，实现“先走一步”的战略设想，坚持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去解决，决不能走回头路。

1982年初，国家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活动，收回一些原先下放地方的权力。广东面临巨大压力和一些具体经济工作问题。7月上旬，广东省委进京向中央汇报广东情况，会后形成了《广东省经济工作汇报会纪要》，主要内容不仅有解决对外经济活动权限问题、外贸亏损问题、财政问题、被外省冻结扣罚货款及进口积压商品的处理问题等，还包括尚未解决的两大问题，即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和调整出口换汇成本包干基数问题（即“一个权，一角钱”问题）。9月，省委再次向中央汇报，就7月份没有解决的“一个权，一角钱”问题达成共识，形成《广东省经济工作汇报会纪要（续）》。谷牧指出，中央决定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现在是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更好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把广东、福建两省的事办好，把特区的事办好。[51]

1984年，广东省委要求各地用足用活中央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明确提出了“三条方针”：一是政策规定有许多条，为了办成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情，要积极找出对办事有利的政策根据，去扶持，去帮助，而不应找根据去卡；二是政策规定本身允许灵活的，则应从有利于生产和搞活经济的方面理解，灵活执行，而不是相反；三是对于国于民确实有利的事，如果从现有文件找不到根据，可以试点，在试点中允许突破现有规定，并及时总结经验。[52]这是广东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创造性运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