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改革开放前的广东

广东地处华南，倚南岭而带南海，是祖国的南大门。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广东成为中国海洋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并孕育出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岭南文化。如满天星斗的百越史前文明遗存，呈现出岭南文化的多元根基。越人泛海为生，驾舟楫同环南海航行的各色人群往来，开展海上贸易。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岭南始设郡县，广东被纳入中央王朝版图。大规模的中原人随之南迁，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广东迎来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开发浪潮。

西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初开。广州、徐闻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开发和隋唐帝国的经略，广东农工商业初具规模，同内陆腹地与海外诸藩的联系日益紧密。大约9世纪左右，广州成为世界知名的“东方大港”，阿拉伯、波斯和中国商人共同开拓出一条自广州港直通波斯湾奥巴拉港、巴士拉港的海上贸易通道，史称“广州通海夷道”。这条“通海夷道”跨越南海、印度洋，通向波斯湾和东非海岸，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沿海诸国基本被纳入以广州为中心的海洋贸易圈。为管理频繁的海洋事务和海外贸易，唐朝在广州设立市舶使院，由朝廷委派市舶使。这是中国最早管理海洋事务和海外贸易的专门机构。

五代至北宋之世，广州是中国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港口。宋承唐制，改市舶使院为市舶司，首设于广州，并由此催生出中国第一部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法规——《广州市舶条》，又称《元丰市舶条》。与广州、潮州、雷州的海上贸易繁盛同步的是，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和雷州半岛农业开发加快，商业市镇增多，自唐中期开始兴起的以外向型经济为导向的陶瓷制造业此时也达到顶峰，尤以西村窑、潮州窑、雷州窑最为典型。南宋至元代，广州仍然是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市，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的经济、文化逐渐居于领先地位，沿海地域和海洋经济开始引领广东的经济文化走向。

明朝初年，国家将海上贸易纳为官营，在广东、福建、浙江三省设市舶司，广州被作为全国有限的几个港口之一得以开放，并被限定为同南洋朝贡国进行商贸往来。嘉靖元年（1522）以后，罢去福建、浙江两市舶司，独存广东市舶司。15世纪下半叶，以欧洲国家为主导的“大航海时代”到来。16世纪初，葡萄牙人航行至南海。1557年，澳门被葡萄牙人租作商埠，广东最先卷入近现代世界贸易体系。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江、浙、闽、粤四大海关设立。粤海关最为重要，进出口货物吞吐量与税款均远高于其他三个海关，除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外，它在关税制度、行商制度等方面多有开创之举。1757年，除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只驶往澳门外，广州被清政府限定为同西方人进行贸易的唯一口岸，史称“一口通商”。广东十三行成为清政府特许的半官方的对外贸易垄断组织，行商被认为是清代最富有的商人群体之一。广东作为当时商品的集散地和生产中心，是国内与世界市场联系最密切的地区。

广东始终处于中国对外贸易、海上交通的枢纽，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得天时与地利，沟通东方与西方，融汇中学与西学，不断为岭南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广东不仅是中外贸易与邦交往来的通道，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和窗口；不仅是佛教和伊斯兰教由海路向中国传播的重要地区，也是明清以来天主教、基督新教与西学初传之地；不仅是华侨华人移居海外最早的省份之一，也是国内第一华侨大省。目前，广东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约占海外华人的2/3，遍布世界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岭南文化面向海外、融汇东西的文化传统所积淀滋养的开放兼容、敢于冒险、勇于创新等精神特质，在中国地域文化中独树一帜，也促使广东对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最先做出了回应。

18世纪末，工业革命席卷欧洲大陆，开启了从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凭借巨大的技术优势，新兴的西方国家开始在全球扩展市场、拓展殖民地，而当时清王朝的统治者仍沉醉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广东因为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地区，于是成为列强最先觊觎的目标。1793年，英王派遣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谋求与清王朝签订贸易协定未果。半个世纪之后，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的大门，中国百年屈辱与抗争的历史由此开始。面对外敌入侵，广东人民奋起反抗，从林则徐虎门销烟（1839）到广州三元里抗英斗争（1840），广东人民写下了中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历史的第一页。

在近代中国曲折艰难的历史进程中，广东受欧美列强侵略最早，同时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也最早。国家危难之际，广东人竞相向西方学习近代科学与民主思想，寻求救国图强真理。容闳、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等提出了“富强救国”的早期维新思想，提倡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用以改造中国。此后，广东成为革命力量汇聚的中心，从推动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到领导民主革命的孙中山，一大批仁人志士揭开了近代中国变革的序幕。从1895年广州起义密谋，1900年惠州起义，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防城起义，1908年钦廉上思起义，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到1911年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这一系列在广东爆发的早期革命运动，使广东成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迅速兴起。大革命失败后，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发动的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英勇反击。抗日战争时期，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开辟华南敌后战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开展救亡运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广东人民武装根据地由山地扩展到平原，逐渐逼近敌人的中心地带，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广东创造了有利条件。

广东素有的重商传统，孕育了开放兼容的岭南文化。加之近代海外华侨的踊跃投资，以及毗邻港澳的影响，使得广东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开风气之先。面对西方列强的不断挑战，广东有识之士通过外国人在港澳和内地办的学校、医院、报刊、教会、企业以及出版的书籍，先是学到了西方的科技知识，继而学习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这些新思想在中国迈向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启蒙作用。广东产生了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最早的西医、最早的新闻报刊、最早的资产阶级改革家和革命家。1872年，越南归国华侨陈启沅在南海西樵创办中国第一家使用西式机器的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诞生。此后佛山巧明火柴厂、广州电灯公司、广州机器局、石井枪弹厂、广东钱局等相继创办，这些企业堪称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的代表，对于中国工业的起步与壮大起着重要作用。正如梁启超所言：“广东言西学最早……故中国各部之中，其具国民之性质，有独立不羁气象者，惟广东人为最。”[2]历史机遇与文化禀赋造就了广东人敢为人先、求真务实、自强不息、开放兼容的人文精神和优良传统。这些人文精神和优良传统使广东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扮演了先行者的重要角色。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同时开始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之路。广东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结合自身省情，进行了诸多可贵的探索。20世纪50年代，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外汇严重缺乏。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创造性地提出在香港、澳门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将广东作为重点发展对外贸易的地区，广东大量的农副土特产品输入香港，香港的工业原料、工业半成品、机械设备等也输入广东。1951年3月，由华南区财委会和广州对外贸易管理局牵头，在广州组织了“第一届华南出口商品展览会”，通过政府邀请社会主义国家的客户参加经贸交流，同时通过私营进出口商的客户关系邀请一些港澳商人参与。1952～1956年，在广州市文化公园举办华南物资交流会。鉴于广州良好的对外贸易基础，1956年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名义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中苏友好大厦开幕。1957年4月，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在广州中苏友好大厦举行，此后，“广交会”成为一个时期内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窗口，虽在“文革”时期遭到一定干扰与破坏，但未曾中断。“广交会”在争取外汇、保障供给、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方面作用显著，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外贸发展打下了基础，为新中国开辟了一条与世界交往的通道。

20世纪60年代初，为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宝安县提出“利用香港，建设宝安”，努力把宝安建成游览区的设想，得到广东省委的支持。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认为，宝安可以采取“灵活政策，有效措施”，与香港互相合作，达到互利、共赢。[3]此后，珠海、东莞、中山等地均利用与港澳接近的地理优势，开展边境小额贸易，帮助当地人民群众应对经济困难，但这些做法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又遭到批判，没有形成大的气候。“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遭受严重挫折，经济陷入停滞。广东是政治运动的重灾区，在极“左”思想的打压下，小额边境贸易不断遭受批判而停滞，农村经济陷入困境。改革开放前，广东连续14年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总量居全国中下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工业总产值等低于全国平均线。与此同时，全球科技与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中国的港台地区依靠外向型经济实现了经济腾飞，中国内地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尽管“反崇洋”“反向洋”“反慕洋”等口号喊得震天响，但由于香港与内地经济的巨大反差所形成的磁场效应，一河之隔的宝安“逃港”成风。“逃港”问题成为政治事件，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1978年秋，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可否这样设想：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下，让广东放手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渔业，放手发展农副产品加工等社队企业，放手发展外贸出口工业，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如果中央同意这个设想，我们决心动员全省人民做出成绩，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4]他还建议中央考虑：“鉴于广东与港澳来往密切，希望能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5]习仲勋所提的设想和建议得到中央的肯定和支持。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紧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广东也开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