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际体系变动下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对中国崛起影响的研究

关于国际体系转换背景下对大国关系，主要表现为中美关系的研究，学术界存在两种明显相悖的观点：一是国际体系下的“中美共治”，即中美两国可以在国际体系转换过程中和谐共处，形成建设性的大国关系；二是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转换过程中结构性对立，同时双方将展开地区层面与国际层面的战略竞争。关于国际体系下“中美共治”的研究，苏长和提出的“共生型国际体系”，杨原、曹玮提出的“共治”模式以及陈志敏、周国荣提出的“协进型国际领导”是典型代表。[6]“中美共治”的实现，显然不取决于中国一方的主观意愿，但面对美国的战略猜疑和敌意，李开盛提出了“容纳政策”，认为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崛起应该承担起容纳责任。[7]达巍认为，在中国需要加入国际体系并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上，中美拥有战略共识，所谓的“同一国际体系”是以现存国际体系为基础的。面向未来，中美亟须建立“同一体系内共同发展”的新战略共识并搭建一个长期稳定的框架，即两国在体系中和平共处、有限竞争、有效合作。[8]阮宗泽则乐观地判断，尽管“特朗普现象”为中美关系平添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但为避免重蹈历史上大国对抗、两败俱伤的覆辙，中美应成为建设性合作伙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合作共赢的新局面。[9]

然而，并不是所有学者都对中美合作的前景感到乐观。时殷弘指出中美大国关系的一种可能前景——不祥的或甚为危险的前景是有必要的，即中美之间的大国“结构性对立”正在变得更为广泛、深刻和显著。[10]崔立如认为，美国力求在去（美国霸权）中心化的多极秩序中继续保持主导地位，为此加强对新崛起力量中心的制衡。这是多极格局国际秩序的重大挑战。悲观主义导致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与防范措施加剧，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增大了发生对抗的风险。[11]这种风险对于中国崛起来说，是无论怎样高估都不过分的。

刘丰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是单极结构，不利于新兴大国崛起。霸权国以霸权护持为基本目标，对次等大国崛起的“敏感度最高、容忍度最低和制约能力最强”。[12]孙学峰认为，崛起国在不同实力阶段的战略选择会显著影响其能否有效缓解崛起困境，进而决定其遭遇战略透支的可能性。因此，在相对实力没有超过主导国的追赶阶段和相持阶段，渐进战略（采取和平方式挑战主导国的非核心利益或主动使用武力挑战主导国的边缘利益）能够有效缓解崛起困境。[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