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群学：内圣外王和群本主义
上面已经提到，严复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在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里，发现了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不期而合”的思想。从今天的研究视角来看，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进化论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完全是两种思想体系，很多地方甚至根本相左，那么究竟是斯宾塞著作里的什么东西让严复感到这种“不期而合”呢？
从东西方思想体系的差异来看，西方的哲学更像是一种智力游戏（人智学），而中国的哲学更像是一种生活的道理（人生学）。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主要是经世致用的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著作，较少涉及哲学等人文学科的著作，这些经世致用的著作符合中国学者对实用学说的偏爱。斯宾塞和孔德一样，自诩自己的社会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总汇，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而在严复看来，中国《大学》中的修齐治平思想，也代表了中国儒家学者关于人生道路和社会发展根本法则的看法。还有，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与生物进化一样，服从“物竞天择”的统一规律，这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表面看来似乎是一致的。最后，斯宾塞的有机体进化论学说，对于严复这样的渴望中国富强的改良派革新人士来说，是充满诱惑力的，而英国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繁荣，无疑使这种诱惑力更增添了神话的色彩。斯宾塞撰写《群学肄言》（《社会学研究》）的1873年前后，英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英国当时的对外贸易额已经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三国的总和，几乎是美国的四倍。英国控制着海洋，它的海军的独霸地位在当时无可争议，当欧洲大陆上的国家陷入战争和革命的漩涡中时，英国却在国内外独享和平与安宁。曾在英国海军学校学习的严复，自然会将英国这种经济的进步与其思想的进步联系起来。《天演论》等译作之所以能在当时的中国引起如此轰动，与中国知识界对国家富强的渴望密切相关。
当时中国的革新派学者，与孔德、斯宾塞一样，也有一种综合各门社会科学、寻找统一的社会发展规律的雄心，而这种学问上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亦是对西方做学问的方法的呼应。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就是寻找符号（文字或社会现象）背后相当于规律的“本文”，而对新派学者来说，也就是中国的所谓要发现“微言大义”。在梁启超看来，中国的学问中揭示“适者生存”道路的“本文”，就是“内圣外王”的道路，这也是中国做学问的最高目的。他说：“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况说起来，其用功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至于条理次第，以《大学》上说得最简明。《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3]梁启超还明确指出，儒家学说与近代社会科学在研究问题方面具有所谓的一致性：“有许多问题，是近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儒家亦看得很重。在外王方面，关于齐家的如家族制度问题；关于治国的，如政府体制问题；关于平天下的，如社会风俗问题。所以要全部了解儒家哲学的意思，不能单以现代哲学解释之。儒家所谓外王，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都包括在内；儒家所谓内圣，把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都包括在内。”（梁启超，［1929］1985b［《儒家哲学是什么》］）
所以，在梁启超看来，社会学首先是外王的学问，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而且是外王的功夫中排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前的第一位的学问。
梁启超和严复以天演人变理论为基础的“群学”思想，是由“群本”“保群”“合群”“善群”“群德”“群术”“群治”等一系列概念构成的体系，其核心是“以群为本、以变为用”的群本主义，其主干是以“合群”为原则的社会整合思想。
关于“群本”思想，梁启超指出，“群”是“万物之公性”，世上有“能群者”，有“不能群者”，合群是造物，离群是化物，能群者存，不能群者灭，物不一种，种不一变，根据“递嬗递代之理”，必然“后出之群渐盛”，“前此之群渐衰”，野蛮之群不敌文明之群。这几乎完全是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从词源学和语言学上说，“群”的概念和意思更多来自中国的文化和儒家学说，但是从解释学和语义学上说，“群学”的思想和这思想的本文主要来自西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进化理论。
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的过程中，甚至指出赫胥黎的心感而群较之斯宾塞的安利而群是舍本求末。严复的“保群”思想与“物竞天择”的思想如出一辙。
赫胥黎保群之论，可谓辨矣。然其谓群道由人心善相感而立，则有倒果为因之病，又不可不知也。盖人之由散入群，原为安利，其始正与禽兽下生等耳。初非由感通而立也。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善群者何？善相感通者是。然则善感通之德，乃天择以后之事，非其始之即如是也。其始岂无不善相感通者？经物竞之烈，亡矣，不可见矣。赫胥黎执其末以齐其本，此其言群理，所以不若斯宾塞氏之密也。（严复，1996：323［《天演论》按语］）
严复虽然非常强调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但他通过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原名An Inquiry into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现简译《国富论》）一书，似乎已经接受了关于从“私利”到“公益”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治化难进，在于把义理分开，倡导“君子言义不言利”，而计学（经济学）的最伟大之功，就在于使义利相合；他还说，令他读《原富》原文“潸然出涕”的是，“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严复，1996：341-342，379［《〈原富〉按语》］）。
与严复相比较，梁启超的群学理论更多地融进了中国文化中处世做人的道理。一方面，梁启超看到了社会整合（合群）的重要性，认为合群是适应物竞天择之公理的保群之道；另一方面，他也把形式上的合群与实质上的合群作了区别，认为即使有形式上的合群，也终不免一盘散沙，而实质上的合群要建立在利他主义的“群德”基础上。个人服从集体（绌身而就群），小集体服从大集体（绌小群而就大群），公而无私，舍己奉献，这成为以后的改革者和革命者发动和组织民众时所倡导的首要道义精神，而梁启超显然是将此精神作为群学要义的首倡者之一。
合群云者，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也。以物竞天择之公理衡之，则其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此稍学哲理者所能知也。吾中国谓之为无群乎？彼固庞然四百兆人，经数千年聚族而居者也。不宁惟是，其地方自治之发达颇早，各省中所含小群无数也；同业联盟之组织颇密，四民中所含小群无数也。然终不免一盘散沙之诮者，则以无合群之德故也。合群之德者，以一身对于一群，常肯绌身而就群；以小群对于大群，常肯绌小群而就大群。夫然后能合内部固有之群，以敌外部来侵之群。（梁启超，［1929］1985b［《十种德行相反相成义》］）
梁启超关于“群术”和“群治”的思想，进一步显示出他把社会整合的可能性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特别是建立在集体主义的道德基础上。
今夫千万人群而成国，亿兆京垓而成天下，所以有此国与天下者，则岂不以能群乎哉！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己群之败，它群之利也。何为独术？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君私其府，官私其爵，农私其畴，工私其业，商私其价，身私其利，家私其肥，宗私其族，族私其姓，乡私其土，党私其里，师私其教，士私其学，以故为民四万万，则为国亦四万万，夫是之谓无国。善治国者，知君之与民同为一群之中之一人，因以知夫一群之中所以然之理，所常行之事，使其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夫是之谓群术。天下之有列国也，己群与他群所由分也，据乱世之治群多以独，太平世之治群必以群。以独术与独术相遇，犹可以自存；以独术与群术相遇，其亡可翘足而待也。彼泰西群术之善，直百年以来焉耳，而其悖兴也若此。（梁启超，［1929］1985b［《〈说群〉序》］）
梁启超最初是通过严复对斯宾塞理论的介绍，了解和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学思想，并建立起自己的群学理论。但是，他把社会整合的可能性建立在集体主义道德基础上的思想，却似乎更接近他当时并不甚了解的孔德，而与斯宾塞的自由放任主义思想相悖。孔德的社会学思想强调整体和秩序，而且也是把社会秩序建立在道德的一致性上。他认为社会有机体的社会生活不能建立在个人契约和天赋人权之上，社会秩序要求合法权威、等级制度和道德的一致性，否则就会崩溃为彼此互无联系的一盘散沙；他还认为，科学的精神要求我们不能把个人的需求和功利考虑作为出发点，真正的社会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庭，正是在家庭内部，基本的利己主义倾向受到约束而服从于社会利益。“集体有机体本质上是由家庭（这是它的真正元素）和阶级、阶层（这是它真正的组织）以及城市、乡镇（这是它真正的器官）组成的”（科瑟，1990：10）。孔德给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当过秘书，他对社会进步、社会秩序和集体权威的赞赏以及对无政府主义的排斥，无疑也受到过圣西门的影响，而梁启超关于把“群德”作为社会整合基础的理论，也与其师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不无联系。
在梁启超的时代，那些站在学术前沿的少数学者，应当说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已经开始有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了解，而梁启超是这少数人中的佼佼者。他在1902年发表的《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中，列举了影响世界的“十贤”学说：歌白尼（哥白尼）的“地圆学说”，倍根（培根）的“格物之说”，笛卡儿的“穷理之说”，孟德斯鸠的“立法、行法、司法三权鼎立之说”，卢梭基于天赋人权的“民约之说”，富兰克令（富兰克林）的“电学”，瓦特的“汽机学”，亚当·斯密的“理财学”，伯伦知理的“国家学”[4]，达尔文的“进化论”。除此之外，梁启超还列举了奈端（牛顿）的“重学”，嘉列（O.Guericke）和杯黎（R.Boyle）的“排气器”，连挪士（C.Linne）的植物学，康德的“纯全哲学”，皮里士利（J.Priestley）的化学，边沁（J.Bentham）的功利主义，黑拔（J.Herbart）的教育学，仙士门（圣西门）和喀谟德（孔德）倡导的“人群主义”（Socialism）及群学，约翰弥勒（J.S.Mill）的“论理学、政治学、女权论”，斯宾塞的群学，以及法国文学家福禄特尔（伏尔泰）、日本文学家福泽谕吉、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梁启超，［1929］1985b［《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对来自西方的思想，革新派学者也是有选择的，富国强国的意识是支配其学术选择的重要情结。梁启超所列的十贤中，伯伦知理无论从社会名气上还是学术地位上，都无法列其他九贤之右，但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情结，使他对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学说大加赞赏，同时激烈地批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自由主义”基础；他甚至没有读出卢梭思想中强烈的集体主义倾向，坚持认定卢梭的理论不适合中国的建国目标，适合中国的是伯伦知理的国家理论，因为中国最需要的是有机的统一和有效的秩序，是把“部民”转变为“国民”（梁启超，［1929］1985b［《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张灏，1993：169-186）。梁启超的这种强烈的“重国家、群体，轻社会、个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对他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他的群学、群论的政治主题，也为他后来在政治上走向保守埋下伏笔。
[1] 参见康有为的早期著作《实理公法全书》及后人有关的述评（黄明同、吴熙钊，1988：58-83）。
[2] 严复1898年开始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但至少在1896年，哈·马蒂诺就编译了英文版的三卷本《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哲学》，由伦敦的Bell出版社出版（王栻，1982：11；科瑟，［1977］1990：注释1）。
[3] 见梁启超《儒家哲学是什么》，此文是1927年出版的《儒家哲学》一书的第1章，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03卷。另外，《大学》一书中关于“修齐治平”道路的那段非常著名但也非常啰唆的解说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4] 伯伦知理（Johann Friedrich Bluntschli，1808-1881）是瑞士的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私法和国际公法方面有许多著作。可能由于其著作是以德文写成，梁启超误以为他是德国人，并称其为“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当时并不具有一流的学术声望和影响，将其列入“十贤”，大概是由于梁启超对国家学说的偏爱和这一学说当时对中国革新派人士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