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危机四伏且极度分裂的世界中。我个人采取的方式是深入研究我们如何走到今天这个局面，探索问题的根源。过去我曾通过书籍和电影多种形式地探讨这些问题，而今天我将尝试采用一种新的方式进行探讨。

这种困局部分是西方文明所致，是巨大的政治、社会、经济、意识形态和技术变革的产物，而其中的多数变革我都无力控制。这些变化已经持续数千年，如今，随着我们从新冠疫情中逐步恢复，对生态、人工智能、文明兴衰等领域的新威胁和新机遇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这些变化进行反思显得尤为重要。

这并非易事，因为它要求我们识别并应对周围的意识形态、社会及其他压力，如维特根斯坦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就像一只被困在玻璃瓶中的苍蝇。如果我们想要生存下去，甚至找到出路，唯一的方法就是开始理解围绕我们的“瓶子”的本质。

我们应该从何入手呢？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的本能反应是回溯过去，回顾那些引导我们走到今天的历史路径；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则通过观察其他文化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处境。例如，通过将我的世界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所谓的“阶级隐性伤害”（hidden injuries of class）及许多其他问题变得更加清晰。这使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某些偏见和逻辑漏洞。

我一直试图在时间和空间中理解自己，这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和学生时期，并最终成为我作为学者的毕生追求。这项任务永无止境，因为世界在变，我对世界的理解也在变。对我而言，有时候停下脚步，看看是否能发现过去以及我自己的盎格鲁文明中的某种模式，这是非常有帮助的。本书正写于这样一个反思时刻。

1982年夏天，我40岁，晋升为剑桥大学教授。但我的探索并未止步于此。30年后的2012年，我重新录制了1982年的讲座内容^[1]，使我的分析更加深入。随后，我又进行了一些反思，尤其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事件进行了反思。

最初的讲义是在初步了解西方历史和英国人类学的基础上写成的。到了1982年，除了出生后的头五年在印度生活，以及1968年至1970年在喜马拉雅山进行的15个月人类学田野考察外，我对西方以外的世界并没有太多的亲身体验。后来，我和妻子萨拉又访问了尼泊尔19次，日本8次，中国18次，澳大利亚10次，美国数次，西欧和东欧各地多次。我希望，这些访问扩展了我的视野，而更广泛的阅读，特别是孟德斯鸠等世界思想家的伟大作品，加深了我对历史的理解。

虽然这些体验和学习修正了我1982年的某些观点，并使我更清楚地看到了我要讲述的故事的特殊性和独特性，但我认为这并未改变其主要方面。我的朋友理查德·马歇尔在书的结尾对我使用的隐喻和西方宇宙观的核心动力进行了有益的总结。这些主要的世界观或范式似乎仍然大致正确，而推动我们从一个世界观过渡到另一个世界观的核心力量，即西方与其他世界的相对政治关系，以及现在与过去的关系，似乎也大体正确。

如果所有这一切都大致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么它可能是一个有用的说明，向我们解释我们自身的困境，而且有助于其他人理解西方的主张。我们正处于一个危险的时代，部分原因是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崛起，让西方的一些人感觉受到了威胁，从而产生了消极反应。这反过来又使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感到困惑。西方之外的人们希望了解我们，但这并不容易。同样，我们也难以从别人的视角看待自身。

本书的标题是“宇宙观与现代世界”，因此它仅限于特定时期和地区，大致即所谓的盎格鲁文化圈和欧洲文化圈。本书不探讨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以及中国或日本等其他世界文明。这些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截然不同，我的初步观察是，在过去的500年中，它们没有经历过类似于资本主义文明那样的一系列快速且重大的范式变革。此外，本书的探讨也仅限于约1450年之后的时期。这意味着，在此之前的时代被视为一个具有统一范式的周期。实际上，在西方和其他地方，一直存在着多种相互竞争的世界观。例如，在西欧，希腊、罗马、基督教和阿拉伯的世界观在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的概念上各不相同。为了论证的清晰，这些都被排除在外。

在不同文明和世界观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逐渐成为我工作的核心。最近，我在自己的YouTube（优兔）频道上发布了6本书的相关视频以及其他多个视频，试图完成这一跨文化传译的任务。本书则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这项工作的延续。

如果本书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过往，以及当前世界中的各种思潮，那么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它确实帮助我更深入地理解了自己的来处。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言，了解过去的人可能会更好地理解现在，而了解现在的人更有可能预见未来。

[1]原版讲义保留了图表的粗略风格和直观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