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中世纪至近代初期

1.3.1　反对科学的时代与象征权威的手稿

长期以来，在西方学者的观点中，中世纪被认为是一个反对科学的时代。中世纪的主要特征是统治阶级之间存在着长期的野蛮冲突，并且社会中普遍都是文盲，所以在这个时期，能够记录知识的信息可视化设计成为少数人掌握的核心技术。当时，知识与宗教信仰的培养密切相关，所以知识的获取和传播主要发生在修道院内，仅有一小部分的知识传播来自宫廷中。中世纪的信息主要依靠手稿形式进行传播，手稿的设计制作缺少规范且因为材质的问题而难以长久保存，只有极少数的信息可视化设计案例被保存了下来，这些案例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由五张羊皮纸缝合在一起组成的“圣加尔计划”（图1-7）就是其中之一，这张手稿来自公元800年左右西欧法兰克王国的全盛时期。

当时德国南部博登湖上的赖兴瑙（Reichenau）修道院绘制了这一建筑平面图，并将其献给邻近的圣加尔（Saint Gall）修道院的院长。该平面图显示了一个复杂的修道院综合体，包括中央建筑，如教堂（在垂直轴左侧）、回廊（在教堂的右边，为僧侣提供住宿与活动场地）以及许多沿着外部边缘分布的商业建筑。这个计划与圣加尔的实际历史建筑都缺少联系，因此它被视作对修道院社区环境设计理想的可视化呈现，即一种对中世纪早期人口稀少的欧洲有着巨大意义的思想可视化呈现。像这样的信息可视化设计案例在15世纪中叶欧洲的印刷术出现之前都没有形成具有一定规范的制作体系，但是这些将信息通过可视化形式保存的实践与尝试，为当下的人们正确认识信息可视化设计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在历经了无数次信息技术革命之后的今天，人们已经很难想象一份手稿对于传播信息来说有多珍贵。因为手稿的制作材料极易遭到破损与毁坏，所以在中世纪的手稿文化中，如何保存这些信息是可视化设计创作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承载着知识的信息因为载体的限制而极其容易消失，宗教与科学权威的信息可视化设计相比起个人的创作来说拥有着更大的影响力。中世纪的信息因为是通过手稿进行信息的呈现，所以极容易受到各种来自个人的干预和影响。这个时期的手稿都是定制化的设计制作，针对不同个人的使用需求会进行相应的调整。每次抄写临摹手稿时，原始的信息都会被进行针对性的调整。手稿的制作者根据读者的需要，将信息与相关的作品结合起来，或者放置到一个全新的设计布局中。在文字体系趋向完整的阶段，信息可视化设计的重点内容不再仅是表达清楚某种信息，而是要将读者所需要的信息通过排列、组合以及图案辅助的方式设计好，以此来提高读者通过视觉来接收信息的效率。在这种根据个人需求进行设计制作的过程中，信息可视化设计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图表和地图中的相补充说明。同文本一样，这些信息可视化设计创作经常在临摹的过程中被修改或重新设计。可以说，文字的出现使得人类拥有了标准化的信息表达工具，所以人类在文本信息的表达上已经不再执着于创造新的文字而是通过将字母组合成为词组的方式。信息可视化设计的概念已经开始趋向于通过设计制作相应的信息图形或图表来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所以即使整个中世纪的手稿大部分是由文本组成的，仍然有必要去挖掘这一时期信息可视化设计所体现的丰富多彩的视觉宇宙。图像形式的科学知识经常被整合到复杂的框架中，为文字进行进一步的解释说明。这使得读者拥有了另一种理解路径，即从更加直观的视觉角度精准获取这些信息。中世纪的信息可视化设计因为特点鲜明的时代背景而充满了宗教与神学的色彩，如1180年西班牙修道士贝亚图斯（Beatus）创作的耶稣家谱（图1-8），这些人物通过线条串联在一起并构成了家谱的框架，家族的血脉最终汇聚成为一幅关于圣婴、圣母玛利亚和三位国王的画像。图中直观的框架结构向读者清晰地展现了信息的逻辑关系，这样的创作形式直到今天也在被视觉传达设计领域的设计师们使用。来自塞尔维亚的主教伊西多尔（Isidore）的著作《词源》（Etymologiae）（图1-9）是一本百科全书，记载了那个时代的各种知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后人抄写和阅读。

中世纪时期有着丰富的信息可视化案例，随着人类对于自然的不断探索与认知，后来逐渐出现了更多来自解剖学、地理、历史等领域的信息可视化设计案例。这些案例不仅为人类解释复杂信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更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抄写与临摹中将信息可视化设计的方法与经验传播给了从事信息可视化设计的创作者，这使得人们更加善于表达难以通过文字传达的信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人类文明对于信息的使用与理解，这也为近代初期的信息可视化设计发展创造了条件。

1.3.2　艺术家塑造科学

进入近代初期，西方人类文明开始了一个长期的智力发展过程。与过去的传统知识权威相比，西方文明的智力发展过程使得人们对来自个人的专业知识日益重视。承载着知识与文化的信息可视化设计开始越来越多地由思想家和艺术家创造，他们致力于可视化自己对现实的观察与研究，并且相信着自己的智慧力量。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rer）对人类的身体比例进行了科学信息可视化的尝试，他的主要理论著作《人体比例四书》（图1-10）展示了其在多年的时间里开发出的一套测量系统。这本书里包含了近千个数据实例，这些数据很可能不是通过度量模型来收集的，而是通过无数次迭代运算得到的，在这个过程中拥有可视化信息的解剖图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近代历史的辉煌应该归功于技术的革新。1455年左右开始广泛普及的印刷术是信息可视化设计得到快速发展的重要催化剂，它使得各种各样的信息可以稳定地得到复制，这为各种题材的书籍在普通大众之间的流行铺平了道路。德国历史学家哈特曼·谢德尔（Hartmann Schedel）的《纽伦堡编年史》（图1-11）是印刷术早期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其中的配图是由迈克尔·沃尔格姆特（Michael Wolgemut）进行设计绘制的。这部讲述圣经故事的历史著作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与历史价值，其中故事分为七个时期，从创世纪直至最后的审判。为了进一步提高人们通过视觉去感知信息层级关系的效率，一些十分常见的信息可视化设计形式都被应用其中。信息可视化设计在书籍中的应用得益于印刷术的出现，久而久之，被大量使用的写作格式与制图惯例逐渐成为书籍设计的普适规范。与此同时，雕刻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印刷术被确立为针对信息可视化的高效复制技术。因此，无论是单独的一张图表或是装订成册的书籍、地图、图表或是其他形式的信息可视化设计都成为印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许多科学理论都是在解释人类对世界产生的困惑与自然界中的多样性，这些理论几乎都是以一种结构化的、简洁的信息可视化形式呈现。因此，科学理论可以被认为就是解释人类无法理解的信息的可视化设计。这些承载着科学理论的信息都来自人类对世界的观察与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信息可视化设计无疑是最重要的信息呈现方式。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有意思的案例，其中，在越来越多的关于大自然以及系统描述动物和植物信息可视化设计的影响下，自然历史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德国植物学家和插图画家乔治·狄俄尼索斯·埃雷特（Georg Dionysius Ehret）与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é）对植物的生殖器官进行了分类（图1-12），这些信息可视化设计中展示了不同个体的组织特征，即可见生殖结构的位置和数量，如雄蕊和雌蕊。该图将植物的关键元素分离开来，并以清晰可见的方式排列它们，使读者能够轻松理解并消化这个分类系统，林奈对植物繁殖的研究也为现代植物学奠定了基础。随着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越来越深入，人们也开始更加重视观察测量和数据收集，因此在18世纪人们开始尝试运用统计图表来可视化数据信息。德国学者波茨施（Potzsch）于1799年记录了在德累斯顿的易北河不同时期的每日水位以及一些因为特殊事件而产生的高水位。与此同时，信息可视化设计的影响也体现于教学活动中。信息可视化设计的直观呈现效率，远比只通过文字教学所带来的成果显著。随着印刷材料的普及，欧洲人口的识字率不断上升，因此，制作精美的信息可视化设计也对执行政治目标产生了便利。

创作于1782年关于黑奴交易的信息可视化设计被认为是18世纪晚期在英国形成的反奴隶制运动的标志（图1-13）。绘制这幅插图的艺术家并不为人所知，这个作品来自英国废奴主义者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出版的书籍中。它通过直观的结构展示呈现了运输船的不同部分，鲜明的主题内容使得同类型的信息可视化设计创作成为当时的政治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