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笔者曾于2006年3月至5月撰写了《洪亮吉与图书编撰学》[1]一文，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查阅了许多清代学者的笔记文集、尺牍杂钞等。令人惊喜的是，在查阅这些资料的过程中竟有意外收获：孙星衍也是一位具有重要学术成就和贡献的文献学家。在撰写《洪亮吉与图书编撰学》一文时，就已经有了要撰写姊妹篇《孙星衍与图书编撰学》的想法，冀以引起当代学界对清代乾嘉学者文献学成就的重新审估，但当时因作业繁多，忙于其他事务，未能完成这一工作。所幸的是，善思者总能探未知之源，拾漏遗之事。2006年3月，《图书情报知识》杂志刊出了焦桂美的《论孙星衍的文献学成就》一文，该文对孙星衍在文献校勘、辑佚、目录、版本等方面的成就做了初步探讨和简要总结。自此以后，笔者对自己当时的论断更加坚定，也对该选题的开展实施充满信心，于是就与我当时武汉大学的硕士生导师曹之先生商讨，经其同意认可后，便开始收集孙星衍的著作及其相关研究资料，着手开展该书稿的撰写。

孙星衍是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文献学家。他崇古尊汉，这不仅是当时的学风所趋，也是他的性情所至，所著《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只引秦汉之文，不注宋明之语，便是明证；他又师从多门，不囿汉宋门户，在倡汉的同时，又高谈性理之学，《问字堂文稿》首列《原性篇》，综合性、情、阴、阳，并折中百家，从天人之学的角度，用阴阳五行来阐释“性”这一古老话题，公然阔谈微言大义，此举为当时或后来诸多学者所不解甚至摒弃。尤其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江藩所撰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出版，这部只问汉与不汉的著作并没有将孙星衍列入其中，便是对孙氏“宗汉”的极大怀疑。其实，到了嘉庆中期以后，汉学的统治地位已经有所动摇，汉宋之争也已不是水火不容，汉学家们逐渐开始接受宋学，宋学家们也逐渐开始容纳汉学，这一现象无疑促成了汉宋合流的局面。在这一思想转变过程中，孙星衍担当了重要角色，有导夫先路之功。然而，当时或后来学者对其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这不能不算是一个遗憾。有鉴于此，笔者再次拾起这些近乎被遗忘或定位不公的人和事，如孙星衍及其学术思想进行专题研究，对于研究清代乾嘉时期的学术思想及其转变、乾嘉学者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甚至对于研究整个清代学术发展史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孙星衍的学术成果比较多，文献学仅是其中之一。本书试图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他在文献学方面的重要贡献，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和深入的挖掘，以期对孙星衍在文献学发展史上能有一个比较清晰合理的定位，也使学界对他在文献学方面的成就能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并冀以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从而对乾嘉学者的成就做一个重新评估和审视，推动文献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