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刘跃进[1]
今天（2022年8月1日），我们在屈原的故乡讨论屈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感到非常亲切，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下子就拉到了眼前。
1940年，由郭沫若、老舍等文学家倡议，将每年的屈原殉国日即端午节设立为诗人节加以纪念，并于第二年在重庆隆重举行了第一届诗人节大会。在20世纪40年代初抗日战争相持阶段，这个活动起到了鼓舞士气、凝聚民心、共同抵抗外侵的重要作用。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把屈原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纪念他逝世两千两百三十年。从那时起，又过去了七十年。至今，屈原离开这个世界已近两千三百年。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每到端午节，总是要举行纪念活动——划龙舟、吃粽子。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第二个诗人能像屈原那样被人民广泛纪念，不曾中断。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我想围绕着屈原的家国情怀、美政理想、政治主张以及屈原的文学创作等问题，谈谈自己肤浅的认识。
一 屈原的家国情怀
《离骚》前八句说到祖上和自己出生的不凡：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屈原自称颛顼高阳氏的后代。高阳氏生在西部的昆仑，屈原在自己的作品中两次提到高阳氏，凡是困惑时他总是想到昆仑。此外，他还把南方的舜作为自己倾诉的对象。
好多年前，我曾到昆仑山脚下，仰望高山，想到了屈原。那是屈原的寄命归宗之地。
关于生辰，屈原声称寅月寅日生，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日子，非常吉祥。他的父亲认为他气度不凡，叫他正则；后来起了字，叫灵均。《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者名平。”正则是平字的引申义。《说文解字》：“高平曰原。”屈原这个名字，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所以，他特别自信。
司马迁说，屈姓为“楚之同姓”，是楚国大姓。屈原一出生，就与楚国的历史紧密相连，自带光环。这有点像杜甫，虽然出生在河南巩县一个普通家庭，但由于母亲与皇室有点血缘关系，他便把自己与李唐王朝联系起来，家国一体，荣辱与共。
在中国人的心中，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每个人的生命体验都与家庭、家族、国家紧密相连。从家出发，个人、家庭、群体、国家乃至天下，一脉相承，共同支撑着我们的理想。屈原、杜甫的特殊身世，更让他们产生一种休戚与共的家国情怀。
这种家国情怀，以修身自律为起点，以经世济民为目标，以天下太平为理想。修齐治平，修身是第一位的。个人修养的好坏，关系到家族的荣耀，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更关系到天下的兴亡。
《离骚》在前八句介绍自己身世之后，紧接着又写道：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值得注意的是“内美”与“修能”这两组词，还有诗人外在的装扮。
所谓“内美”，就是《招魂》和《卜居》中所说的“廉洁”：“朕幼清以廉洁兮”“宁廉洁正直以自清”。据说，这是“廉洁”一词的最早出处。这种廉洁自律，渊源有自，如《橘颂》所说：“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所谓修能，就是“行比伯夷”“法夫前修”。
屈原的服饰、装扮尤其超凡拔俗，披红挂绿，还有暗香盈袖。《离骚》这样描写自己：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
他年轻时如此，直至老境，依然如故。《涉江》写道：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
屈原坚守“皓皓之白”，追求“苏世独立”，内秀于心，外美于形。他在《惜诵》中说：“言与行其可迹兮，情与貌其不变。”可见，屈原表里如一，言行一致。
这样的人格追求，这样的外在形象，在朝秦暮楚的战国时代，确乎有些不合时宜。在屈原的笔下，那些贪婪竞进之徒，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怀沙》形容这些小人“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离骚》也说：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结果，在现实生活中，屈原不断地遭到各种白眼、嫉恨、打击、迫害。而他的坚决不肯“从俗”的态度，又惹怒了身边的“党人”，他们造谣生事，“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他们为一己私利，改弦易辙，“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所谓“改错”，就是违背规矩，改变既定的规则。
屈原很无奈，只能安慰自己说：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他甚至还指天发誓，表达自己的忠诚。《九章·惜诵》说：
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
所有这一切，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呢？
屈原身为三闾大夫，其中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教育宗族子弟。他这样教导子弟：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最叫诗人不解的是，他精心培养的那些弟子亦随波逐流，“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屈原目睹了身边太多的丑陋、虚伪、变节，乃至永无止境的阴谋倾轧，他无法理解，于是在辞赋中反复质问、陈辞，上下求索，升天入地、求神问卜、征之前圣、寄情香草，但依然找不到答案。
在“党人”的围猎中，楚王最终听信了谗言，“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后来，屈原被贬谪江南，离开京城。《哀郢》描写了诗人离开郢都时的种种不舍：
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
是的，楚王已经抛弃了屈原，国人也不理解他。按理说，他完全可以现实一点，像孔子那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至少可以明哲保身，得以善终。他也可以像庄子那样高蹈世外，就像秋蝉脱壳，浮游于尘世之外，“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乐”。他想过，也尝试过，所以《离骚》说：“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他准备远行了。
可是，作为一个爱国家、爱人民的诗人，屈原又做不到庄子那种“相忘于江湖”的超然，也不能像孔子那样委屈自己，累累如丧家之犬。他准备远行时，又放不下家乡的一切。“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以至于“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在绝望中，他选择了死亡，宁肯“伏清白以死直兮”，也绝不苟且偷生于乱世。《离骚》的最后一句是“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表达以死抗争的决心。这是屈原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这使我想起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引用了这句话，并引申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屈原为国家而死，他的死也比泰山还重。说到这里，我想到一段往事。在四川宜宾李庄的“中研院”旧址，我看到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墙上悬挂着一张照片，林徽因躺在病榻上，有人问：“如果日本人打过来，你怎么办？”林徽因说：“我只能像屈原那样，自沉嘉陵江。”像屈原那样，为国家、为民族而死，死得其所。死，也是一种永生。
屈原的一生，践行了中国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他“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所谓“不忍此态”，就是绝不随波逐流，而是守道以诚，报国以忠，“虽九死其犹未悔”。他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真正践行了自己的美政理想和政治主张，这是屈原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同志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陈列时说：“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总之，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像屈原那样，把无疆大爱深深地植根于内心深处，无论何时何地，都不曾改变对祖国与人民的深沉眷恋，不曾改变对理想与正义的坚定持守。这是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文化密码，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生动力，值得我们永远珍惜。
二 屈原的美政理想
屈原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和人民请愿，他常常天真地幻想着人民的幸福和楚国的强大，并且为此身先士卒，义无反顾。他说：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他唯一担心的是“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故在《离骚》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谈道自己的追求：“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当国家面临强敌入侵时，很多人都在为自己寻找退路，屈原却正道直行，冒死进谏，即使被国君误解，被奸人谗言陷害，遭罢官流放，也坚持初衷不改、无私无畏、正气凛然。
在《离骚》和《天问》中，他多次提到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齐桓公等先王，也多次提到伊尹、比干、周公旦、伍子胥等名臣。在屈原的心目中，“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君臣遇合，实现美政，这是屈原念念不忘的梦想。
如何实现这样的梦想呢？《大招》：“雄雄赫赫，天德明只”“德誉配天，万民理只”。王逸注：“德配天地，体性高明。”天德就是明德，就是民德。《离骚》：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错辅，即辅佐。茂行就是德行。下土，国土。皇天无私阿，就是上天不会偏袒任何人，而以百姓品德表现来观察在位者施政的得失。君主要有盛德之行，才能够治理天下。屈原认为，这是天意所在，天德所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凡是讲到“天”的地方，一定与“民”相关联。天是最高的境界。天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从自然层面来说，日月运行，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自有其亘古不变的运行规律。从社会层面来说，天就是老百姓。敬天就是敬畏百姓。《左传》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指出，谁能获得百姓的信任，谁就会赢得最终的胜利；谁损害老百姓的利益，谁就必然招致灭亡。《尚书》多次强调知人安民的重要性。《荀子·王制》把君与民的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系，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管子·四顺》也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天地间，民为贵；济大事者，必以人为本。这是非常重要的民本思想。
屈原深知民为国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对劳动人民生活的苦难艰辛给予深切的同情和担忧。他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民生，有的本子作“人生”，这恐怕是后人所改。在《哀郢》中，他感叹：“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他还对统治者漠视民众的苦难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为此，他在诗中反复以夏桀、商纣王、周幽王等亡国之君作为例证，告诫楚王避免重蹈覆辙，要以百姓为心，四海为念。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屈原被称为人民的诗人。
三 屈原的政治主张
屈原生活在历史巨变的前夜。
楚国本来是殷王朝的同盟。公元前401年楚悼王启用吴起变法，明法审令，要在强兵。其后，楚肃王、楚宣王、楚威王相继为王，前后七十余年，楚国逐渐走向强盛，长江流域、汉水流域、淮河流域等都被纳入楚国的版图，其疆域几乎涵盖了大半个中国，南到百越之地，西南至巴蜀、汉中、黔中等地。战国七雄，燕、赵主要区域在黄河以北，魏、韩、宋的核心地带在中原。其他三国，西有秦，东有齐，南有楚。其中，楚国的疆域最为辽阔。按照这样的发展态势，楚国完全有可能统一中国。可惜的是，楚国遇到了强大的对手——秦国；可惜的是，楚王犯了颠覆性的错误，最终落得亡国的下场。
《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写起，重点写到了秦王启用商鞅得以迅速崛起于西北的历史。商鞅变法比吴起晚二十年，其影响极为久远。秦国本是西北边陲一个蕞尔小国，最后得以挺进关中，直接受益于商鞅变法。
秦国东征，最后落脚在雍地，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凤翔。秦国三十六代国君，有十九代建都凤翔，前后长达294年。包括秦王嬴政（秦始皇）成年加冕也在雍城内的大郑宫举行。近年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是我国目前已发掘的最大的土圹墓，呈“中”字形，全长300米，面积5334平方米，有东西墓道和墓室。墓内有186具殉人，是中国自西周以来发现殉人最多的墓葬。《史记》和《诗经》记载秦穆公死后曾殉人达177人之多，但无法证实。这次从秦公一号大墓发掘殉人牲达186具，清楚地表明秦国当时的奴隶制社会性质。
为了统一的要求，秦国最终放弃了雍都，而建都咸阳，并普遍设县，直面中原。这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产生重要影响。
大国中，东齐、西秦、南楚，对中原形成合围之势。这里，楚国的位置非常重要，如果与其他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形成合纵势力，齐、秦便无所作为。很多有识之士早已看出这一点。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卒，怀王立。这一年，魏人张仪入秦为相，倡导连横政策，倡议秦、楚、齐这三个大国联合起来对付其他国家。而魏将公孙衍则推行合纵方略，发起魏、韩、赵、燕、中山“五国相王”抗击秦、楚、齐。
《史记》说屈原“明于治乱”，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着比较清醒的判断。他力主连齐抗秦，楚怀王也知道“秦之心欲伐楚”，于是听从了屈原的建议，决定联齐抗秦，派遣“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可惜，楚怀王没有把握住荣任“纵约长”的机会，患得患失，目光短浅，致使秦国各个击破，使楚国逐渐处于不利地位。
秦、楚本为姻亲国，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通婚。两国的关系向来比较复杂，可以用又爱又恨来描述。就秦国方面来说，更多的是占具强势地位。譬如公元前316年，秦国乘乱攻占巴蜀，楚国失去可靠的大后方。《华阳国志》载：“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同年，秦军东向，攻破赵、韩等地，魏、韩公开投入秦国怀抱。最终，秦国统一了天下。
毛泽东曾深情地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他分析屈原所处的历史时代说：“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变革都会产生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至于屈原，政治变迁是他个人的不幸。屈原艰苦地走过他的时代。他忧国忧民，力求挽救楚国的危亡。”
毛泽东还说：“连年战乱使国家凋敝、民不聊生，楚国灭亡了，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接着开始了另一个历史过程，就是把那些分散的、互相争权夺利争战不休的诸侯王国统一起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它以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告终，从而形成第一个集中统一的帝国。这对中国的命运产生了重要作用。这是事情的另一个方面。”
1953年，《文艺报》发表社论《屈原和我们》，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统一中国，是春秋战国时代政治上的中心问题。后来秦始皇终于灭了六国而把中国统一了，这是实现了历史的要求，也就是历史的进步。但是，我们说到屈原，可不能因为屈原曾经反对过秦国的‘兼并’运动和向楚国的进攻，就说屈原反对统一中国，就说屈原是违背历史的进步性的。”这也是毛主席说的“这是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应当在这个认识基础上看待屈原的人民性和爱国情怀。
当前，国际形势正处于大调整、大变革的动荡时期，这与屈原生活的战国中晚期有许多相似之处。世界各国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优势，都在抢抓机遇，积极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改革创新，奋力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屈原的政治主张，屈原的爱国思想，还有他的求索精神、改革精神、创新精神、斗争精神，在当今社会依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四 屈原的文学意义
司马迁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屈原是一个失败者；但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诗人，他又在理想的天国获得永生。所以毛主席说：“屈原喝的是一杯苦酒，也是为真理服务的甜酒。”在他的身后，一部《楚辞》，彪炳千古。
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详细地描述了他眼中的屈原赋的特质，除了其依经立义的正统之外，他还对屈原赋的美学特征有所总结，他用到了下面的词汇：诡异、谲怪、狷狭、荒淫、夸诞、朗丽、绮靡、瑰诡、耀艳、放言、独往。当我们将这些词汇搜集到一起，就会立刻发现它们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相对缺失的美学风格与思想特征。儒家秉持中庸思想，而道家崇尚自然，二家都不追求屈原这种原发于人性的极致之美。这种诡异、绚烂和孤绝独往的精神，更接近于现代主义，而非古典主义。这是屈原与现代世界的遥远呼应。刘勰说屈原的作品“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绝非虚言。
在屈原之前，中国的诗歌形式，包括诗经、青铜器上的铭文，多以四言为主，相当一部分属于贵族的作品。而《楚辞》则打破了传统的诗歌形式，用一种最自由的诗体，传达出最浪漫的情怀。《离骚》有两千五百余字，是中国古代文人创作的最长的诗歌。《九章》《九歌》形式活泼，充满民间色彩。《天问》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涉及大量的神话传说。2022年，我们有问天实验舱遨游苍穹，实现了古与今、文学与科技的完美对接。
从汉代的贾谊、司马迁，到唐朝的李白、杜甫，一直到现代的鲁迅、郭沫若，历代有成就的文学家，无不受到屈原的影响。李白曾把屈原的作品比作日月高悬，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杜甫也以屈原的成就来自勉：“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鲁迅先生十九岁时所作的旧诗《莲蓬人》就借鉴了《离骚》以美好植物比喻自己高洁志向的方式；二十岁时，他又所作《祭书神文》，说“狂诵《离骚》兮为君娱”，皆表明鲁迅对屈原的热爱。在“五四”退潮之后，鲁迅在最孤苦寂寞的时候又想到了屈原，在他创作的小说集《彷徨》的扉页上，题写了《离骚》中的一章：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弥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如痴如醉地学习《楚辞》，对屈原崇拜得无以复加，1959年、1961年他两次要《楚辞》，还特别指明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1972年，毛主席将宋版影印本《楚辞集注》作为国礼，赠送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从古至今，屈原的精神在漫漫岁月中不断被传承、发扬，从个体扩展到群体，从群体扩展到整个民族。屈原对理想的坚定信念，独立不迁的人格，浪漫与充满热爱的性情，对美好世界的求索与向往，早已积淀成中华儿女的民族品格，是刻在华夏民族血脉里的不屈的、顽强的力量。每一个中华儿女，无论生在何时，身在何处，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都要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贡献一分力量。苟利社稷，生死以之。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鲁迅称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屈原也是中国的脊梁。
屈原及其作品，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财富，也是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追求民族独立的人民的共同财富。今天，中华民族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号召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纪念屈原，研究屈原，当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从屈原那里汲取文化自信的精神力量，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作者简介：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