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政治文化遗产及现实意义

赵辉[1]

2022年是屈原诞辰2363年，忌辰2300年。对人类而言，2300年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许多物理人事在这段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许多还存在的或存留在记忆中的物理人事已经失去了意义。但屈原文化是例外之一。屈原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个伟大的文学符号，也是一个优秀的政治文化符号。

在我们的观念中，屈原只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但其实屈原首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然后才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屈原不仅和中国古代众多的文学家一样，职业是政治官员，曾经做过楚国三闾大夫、左徒，文学只是“余事”，而且他还有着先进的政治思想。较之于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他的政治理念不仅适合那个时代，适合中国古代社会，在当今国家的政治文化建设中也依然具有巨大的活力。

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都有着各自的政治理念。儒家认为民为国之本，主张以“仁政”和道德文化的建设，通过国民仁义道德的修养和生活基本需求的保障，去维护国家的安定；反对法治和强兵，也不认同经济发展对于政治的意义，重“义”而轻“利”，选拔官员重“贤”而轻“能”。他们脱离当时诸侯争霸的现实而空谈仁义，当国家面临危急时，则不知所措。就如滕文公问孟子，滕国面对楚国和齐国强大的压力该怎么办时，孟子只能交“白卷”说，“是谋非吾所能及也”。道家在政治上主张“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反对礼乐仁义道德和人的异化，有它特定的文化价值，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有它的现实意义。但在战国诸侯争霸的环境中，要实现政治兴盛，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法家主张“耕战”，富国强兵，依法治理国家，以顺任人性固有的欲望将人民拘系在国家的战车上，反对仁义道德教化。从秦国的强大和吴起辅助楚国，“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的历史看，实现法家的政治理念确实能让国家强大。但法家求“利”而忘“义”，忽视对人民的道德教化，会使社会变得感情冷漠，道德被“利”湮没，淡化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墨家主张兼爱、利他、尚同、非攻、尚贤、节用等，以“义”为“利”，得到了当时社会较为广泛的认同，但忽略了发展经济和军事，也不足以适应当时诸侯争霸的形势。

屈原与他们不同。他是将政治放在历史和当时诸侯国争霸的现实语境中去“上下求索”，建构“美政”政治理念的。这“美政”的整体目标是国富强（《惜往日》）。富即发展经济，强即强化军事；部队要“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国殇》）。其核心措施有六项。一是重民生。屈原清楚地认识到得民心方能使老百姓与统治者同心同德。从他“哀民生之多艰”，强调要“相观民之计极”（《离骚》），可以看到他不仅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而且主张站在人民的角度来思考政治，以人民认定的标准为政治标准。二是明法度（《惜往日》）。屈原认为，国家“循绳墨”才不会走上邪路，故应“明法度之嫌疑”，不能“背法度而心治”（《惜往日》）。三是举贤能。国家官员是国家政治的主体，若不贤无德，就会全身心去钻营放纵；若无能，也不能担当政治大任。屈原主张选拔官员要“举贤而授能”（《离骚》），反对任人唯亲。四是明道德（《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看到，仅仅以法度去规范官员和人民的行为是不能使国家真正富强的，道德信念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帝王有道德才能得到民心，国民有“义”有“善”才能“可用”“可服”。他自己坚守清白、“重仁袭义”“好修以为常”，“九死”而不悔（《离骚》），将其作为人生信条，也表明他主张以道德化育天下。五是反腐败。在历史中，他看到了夏商统治者侈靡淫乐而失去天下，也看到了“汤禹俨而祗敬”而政治兴盛。所以，屈原对“竞进以贪婪”，“凭不猒乎求索”深恶痛绝。六是重外交。屈原的时代，强大的秦国对楚国的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屈原主张联合齐国以抗秦国。虽然怀王没有接受屈原的主张，导致楚国失败，但屈原注重外交，以增强抵抗外侮的意识，当也是他富国强兵“美政”的组成部分。

由上可见，屈原的政治理念，是他之前政治理念的总结。他虽然不像其他诸子留下政治论著，但他的《离骚》《九章》等，不仅是优秀的诗歌，也可谓优秀的政治读本。正如司马迁说，他的这些诗歌“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我们有根据推断，若是当时的楚国推行了他的“美政”，统一中国的当不是秦国。

屈原已经离我们远去了2300年。当今的世界也不是中国的战国时期，一切都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但屈原的政治理念却依然散发着夺目的光芒。中国当今的政治理念，诸如复兴中华民族的中国梦；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作奋斗目标；强调反腐倡廉，依法治国，用人为治国之要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等等，都与屈原的政治理念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渊源。所以，弘扬屈原的政治文化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宜昌市举办这次屈原文化国际论坛，不仅具有文化意义，也具有政治意义。

[1] 作者简介：赵辉，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