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学内部权力、权力制约机制的研究进展与认识

大学权力及相关议题的研究是大学治理研究的核心内容，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欧美国家，有影响的成果如科尔森的《大学和学院的治理》，被认为是美国第一本研究大学治理的专著，还有如伯恩鲍姆的《大学运行模式》和《学术领导力》、埃伦伯格的《美国的大学治理》、夏托克的《成功大学的管理之道》等。而后来的鲍德里奇(Baldridge)、科恩 (Cohen)、马奇 (March) 等也是在大学治理研究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

而明确以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权力为研究对象的代表性成果及研究者主要是约翰·范德格拉夫等编著的《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伯顿·克拉克编著的《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和《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以及后来的鲍德里奇的《大学里的权力与冲突》(Power and Conflict in the University) 和《决策与领导艺术》(Policy Making and Effective Leadership)，黛妮思·J．盖尔 ( Dennis John Gayle) 和鲍哲特 (Bhoendradatt) 等的《21世纪的大学治理：领导艺术与战略管理》(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Century University:Approaches to Effective Leadership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Catherine Bargh、Jean Bocock、Peter Scott和David Smith著的《大学领导：常务副校长的角色》(Universities Leadership: The Rol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等著作。另外还有一些研究大学校长权力的著作，如科恩和马奇的《大学校长及其领导艺术》、杜德斯塔特的《舵手的视角：变革时代领导美国大学》等研究成果。

国内有关大学内部权力系统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刘献君的《大学之治与大学之思》、张维迎的《大学的逻辑》、张德祥的《高等学校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李硕豪的《权力博弈：一所中国大学内部权力运行的故事》、赵俊芳的《论大学的学术权力》、周玲的《大学组织冲突研究》、张正峰的《权力的表达：中国近代大学教授权力制度研究》、郭卉的《权利诉求与大学治理》、毕先顺的《权力整合与体制创新》、肖昊和周丹的《高等学校运行机制》等。而从治理的角度对大学权力涉及的研究著作有：刘献君的《院校研究》、韩春虎的《大学治理：一种科学发展视域下的制度安排》、洪源渤的《共同治理：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程勉中的《现代大学管理机制》。另外还有对校长权力的专门研究，如眭依凡的《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王洪才的《大学校长：使命、角色与选拔》、黄俊杰的《大学校长遴选》、程斯辉的《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研究》、高伟强等编著的《民国著名大学校长：1912—1949》等。

一 对大学内部权力的认识与理解

伯顿·克拉克是较早从组织理论与系统论角度研究大学内部权力的学者之一。受后现代主义社会变迁理论和权力理论的影响，伯顿·克拉克把权力作为高教系统的基本要素，从工作实践中看到了由大学学科权力的张力而引致的利益关系，如董事会和大学行政人员、政治家等的权力，这些权力都影响着作为学术组织的大学系统的运转，构成了大学系统的基本要素。但是，伯顿·克拉克强调，大学组织中最主要的权力仍然是学术权力。在《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一书中，伯顿·克拉克明确提出了学术权力的十种概念，即教授个人统治权力、教授集团统治权力、学者行会权力、专业权力、魅力权威、院校董事权力、院校官僚权力、政府官僚权力、政治权力、学术寡头权力。在《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中，他又把以上学术权力压缩为扎根于学科的权力、学院权力和系统权力三种说法。其中扎根于学科的权力包括个人统治权力、学院式统治权力、行会权力和专业权力；学院权力包括董事权力和院校的官僚权力；系统权力包括政府的官僚权力、政治权力和全系统的学术权威人士权力。可见，克拉克所说的大学组织权力实际上都属于学术权力或者是学术权力的衍生物。

张维迎在其《大学的逻辑》中也是基于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强调大学内部的权力主要是学术权力，是一种“教授治学、校长治校”的权力格局。美国学者伯恩鲍姆则把大学看作规范性组织，概括提出大学的“控制二重性”权力结构特征，认为大学权力主要是个人影响权力和专长权。而他所说的个人影响权力是指因为一个人承认另一个人的权威，并愿意接受这个人的影响的一种能力；专长权则指在某一领域具有某些特殊知识或能力的人向他人施加影响，并被他人接受的能力。这是和强制权、奖励权和合法权等强制组织和功利组织所说的权力相对而言的。实际上，伯恩鲍姆认为大学里的权力主要是学术权力，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大学权力观。把大学中的权力视为大学自治行政权观点的则主要是大陆法系传统的大学权力观，如在德国，“大学的自治行政权”是大学在处理与大学教学、研究、课程及进修直接有关的行政事务时所享有的自治权。

我国学者对于大学内部权力的认识和理解多从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两个维度谈论，如陈治亚等。这一大学权力的二分法主要是受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政治论”与“认识论”二元哲学观的影响。此外，正如周光礼教授所说，把英美法系的“学术权力”和大学法系的“行政权力”引入后作为大学内部权力的一对范畴谈论，因为行政和学术对峙恰恰是我国高校内部长期存在的现象。

对于学术权力的理解，国内主要观点认为学术权力是以教授和学术组织为主体、以知识和学术事务与资源为主要客体所拥有和行使的一种权力。如陈建俞、别敦荣、张德祥等。国内学者对于大学内部行政权力的理解，多从一般行政权力的含义进行下位解释，如认为大学内部行政权力就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强力实施的一种为实现高等教育目标的行政管理能力，如刘波等。也有认为教育行政权力是法律赋予的一种公权力，其边界包括法制边界、专业边界和价值边界，主要遵循“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权等，如龙耀等。对于高校的政治权力，大部分学者将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相混淆或者等同使用，只有个别学者予以论证和说明，如杨克瑞明确指出，高校的政治权力就是高校所有人基于国家或社会整体发展需要而对高等教育所形成的各种影响力。并且认为高校政治权力是国家政治权力的一种延伸，有高校外部政治权力与内部政治权力之分，而高校的党委会就是我国高校政治权力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基于对学校所有权的一种大学权力。也有学者引用伯顿·克拉克对高校政治权力的界定，认为政府作为大学的资产所有者，无论大学营利与否都要对其资产的有效合理使用行使选择权，这就是高校政治权力的表征，并因此认为，高校政治权力就是高校的所有权人对高校各项事务决策而施加的各种影响力，是高校存在的本质属性之一。

秦惠民则根据高等教育法提出大学四种权力观，即政治领导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管理权力。持四种权力观的还有林荣日，他认为大学内部存在着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学生权力和政党权力。李硕豪则提出大学内部三元权力格局说，认为大学内部主要是政党权力、行政权力和专家权力。持此三元权力观的还有毕先顺等。费坚等则认为大学组织中的三种权力为市场权力、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刘士民的大学内部三元权力观则由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及学生权力构成。另有学者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提出大学多重权力观，包括学生权力、教师权力等，如陈玉琨、戚业国将我国高校的权力构成分为政党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学生权力和外部权力。

总体而言，西方学者所理解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外延更宽，内涵也略有不同。我国学者对于大学内部权力的理解范围比较窄且具体，而且主流观点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二元对立权力观，而从利益相关者视角理解大学权力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二 对大学内部权力的专题研究

对大学内部权力的专题研究相对比较丰富。下面主要从有关学术权力、行政权力、政治权力和民主监督权利的专门研究角度进行分类梳理。其中，学术权力是研究最多的议题，并且常常和行政权力对照起来研究。行政权力主要倾向于以校长权力为议题的研究，而民主监督权利是目前逐渐热起来的一个研究领域。大学里的政治权力研究则相对较少，但已受到关注。另外还有专门研究学生权力 (利)、教师权力 (利) 等利益相关者权力 (利) 的专题研究等。

1．有关大学学术权力的研究

对学术权力的研究主要涉及对学术权力的概念、合法性、功能、生成逻辑、实体机构和实践逻辑等方面的研究。

从教育政治学视角，对大学学术权力的起源、发展、结构、特性、功能及其合法性基础等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我国学术权力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西方“学术权力”的误读、学术权力关系错位、学术规则实施机制失效、学术评估快餐化、教授权力式微几方面，而根本的途径就是合理分权、依法治校、健全学术机构、加强教授在学术事务中的决策能力。另有学者从“权力—利益”视角，对大学学术权力—教师利益诉求的制度途径及实现进行了研究。通过案例研究得出中国大学教师利益组织、表达和传递的基本情况是：双重利益表达制度，即教代会侧重表达物质利益和学术委员会侧重表达学术利益的制度；矩阵利益组织结构，即院系和组群两种纵横组织结构；行政控制的利益表达机制，即学术委员会和教代会的运行深受大学行政的控制；防护性制度功能和象征意义，即防护政策的不合理执行和大学作为文化组织的象征性。也有学者以近代大学教授权力制度为研究对象，从近代大学教授权力制度形成、保障和因权力带来的利益之争的研究中对大学学术权力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近代教授会制度存在多种两难选择，认为应该参照美国大学的先例，建立大学教授协会，通过法律诉讼和声明以及“谴责名单”制度等途径实现和获取参与大学管理的更多权力。有学者把“学术权力”界定为大学的学术人员和学术组织基于其专业特长和学术能力对大学学术事务所拥有的控制力，并基于此限定调查研究了我国大学学术权力的生存现状。研究认为我国大学存在学术行政化和学术伦理沦丧的发展态势，并且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这一体制使大学倾向于行政化，表现在单位级别、干部任免、组织架构甚至日常管理的行政化态势，而根本的矫正措施是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实施多元方式改革，实行大学董事会制管理。还有学者对中国教授委员会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教授委员会定位实际上是“教授委员会集体决策基础上的院长负责制”；功能是基层学术事务的决策和非学术事务的审议；本质是“教授治学”而非“教授治校”以及作为新生组织的不成熟性等。

其他有关学术权力的研究涉及概念研究，如伯顿·克拉克、别敦荣、周光礼、陈建俞等。学术权力行政化研究、学术权力合法性研究、学术权力的实践逻辑研究、学术权力的特点、基层学术组织权力研究、学术权力的历史研究等。较早提出学术权力问题的学者有许晓东、杜作润等。

目前，国外学者有关学术权力研究的关注点主要有：学术权力的性别差异研究、学术权力主体内部冲突研究、学术职业化研究及学术质量与管理关系研究等。

可以看出，学术权力在我国语境下是相对大学行政权力而言的概念。由于学术权力的匮乏和被挤压，我国学术权力研究主要倾向于学术权力的合法性、建构性等方面的研究，与西方学者关注点略有不同。

2．有关大学行政权力的研究

大学行政权力研究主要有大学内部行政事务权力和大学校长权力两个视角的研究。鲍德里奇在《大学里的权力与冲突》中研究认为，大学权力结构的松散、模糊和不确定性造成了大学内部各权力主体之间冲突和利益之争，如行政人员之间的冲突与利益之争，行政管理人员与教师及其他群体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等，而根源在于大学的行政管理结构。10在此基础上，鲍德里奇构建了基于利益的大学政治控制模式。伯恩鲍姆从组织和系统的角度指出大学管理者主要职责是决策和增进理解，并提出了大学运行与控制的五种模式。在《学术领导力》(How Academic Leadership Works) 中，伯恩鲍姆将校长领导力与其支持度关联考虑，认为优秀大学校长成功的关键是教职员工的广泛支持和校长较强的沟通能力，而失败的校长主要是一种独裁领导，把领导力看成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施加影响的过程。所以，伯恩鲍姆提出分享领导力是很重要的，主要表现在校长要善于倾听、乐于接受他人的影响、寻找管理的平衡点、不重视官僚结构或者线性策略、聚焦学校优势、激励他人的领导力等。在伯恩鲍姆眼中，学术领导力不仅仅指校长，还包括管教学的副校长、院长、评议会和工会甚至普通教师人员，这和我国学者理解的行政权力有所不同。

博格、博克、斯科特和戴维斯 (Catherine Bargh, Jean Bocock, Peter Scott and David Smith) 对大学副校长权力进行了研究，主要目的是检验《贾得勒报告》(Jarratt Report) (1985年) 以来大学常务副校长已经成为首席执行官这一命题的真实性。他们通过对瑞典、波兰、荷兰和美国几国大学的副校长的实际工作、活动研究发现，存在对大学副校长自相矛盾的看法，如强有力和软弱无力、工作有序和工作混乱、富有挑战性和平庸无奇等。所以，博格 (Catherine Bargh) 等认为大学副校长在工作上某些趋同性是根植于大学组织体系本身的特性，他们和理事会主席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学术领导与战略规划的关系。

杜德斯塔特以密歇根大学等为例，对美国大学校长职业路径、校长遴选和校长领导力进行了研究，提出校长的领导力主要体现在行政领导力、学术领导力、政治领导力、道德领导力和战略领导力几个方面。杜德斯塔特认为传统的学术一途仍然是校长专业成长的最好路径，即先做教师或者学者奠定坚实的基础，再沿着学术领导阶梯走上校长岗位，并且还认为，最优秀的校长仍然是从学术领导序列一路走来，对所在大学有较强理解的人。对大学校长的研究还有迈克尔·D．科恩、詹姆斯·G．马奇等。国外对行政权力的研究主要从与教学和学术管理相关的行政职位权力如校长、副校长权力等视角进行的研究，从大学自治、大学校长与董事会关系等角度展开的研究也比较多见。

我国学者对大学行政权力的研究主要是从大学行政职务权力和大学校长权力视角的研究。涉及大学行政权力的内涵、权力边界、权力运行和制约、去行政化等问题的讨论。认为大学行政权力有内外部之分，外部行政权力包括法律授权、职权主体授权和举办者授权三种权力来源，内部行政权力源于执行外部行政权力和配置资源的需要产生。二者都需要优化，并通过法律法规和市场机制、共同治理以及行政人员的专业化等途径实现优化。有学者从办学自主权、法人治理、高校领导体制、学术权力、高校管理及学生权利保障几个层面对行政权力给予了解释。从去行政化角度认为我国高校行政权力存在泛化、行政权力异化等现象，因此，讨论高校行政权力生成的合法基础、行政权力结构、行政权力的运行边界、行政权力的监督和法律控制0等问题就很有必要了。

受1998年北大校庆时江泽民主席讲话精神、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高等教育全球化与国际化等的影响，21世纪初开始，我国学者一方面反思近代的一批精英校长们的治校理念、治校方法和治校实践等，如高伟强、余启咏、何卓恩编著的《民国著名大学校长 (1912—1949)》(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程斯辉的《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等。另一方面则是对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大学校长的使命、角色和选拔机制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眭依凡的《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王洪才的《大学校长：使命·角色·选拔》(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黄俊杰的《大学校长遴选：理念与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张天雪的《校长权力论：政府、公民社会和学校层面的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著作。

在英美国家，大学的行政权力关系主要指大学与外部行政事务的关系。而在学校内部，尽管校长与教务长或者副校长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分工，并且形成“教师—系主任—院长—教务长—校长”这样一个科层序列，但是他们把这个科层序列称为是学术等级序列而非行政等级序列，并把校长处理与州政府或联邦政府、校董会、新闻媒体及其他相关利益群体之间关系的能力称为校长的政治领导力。因此，他们所理解的大学行政权力和政治权力主要是大学的外部行政事务或政治事务能力，校内科层权力和公共管理权力都可以归为学术权力范畴，这和我国学者的理解有一定区别。

3．有关民主监督权利和大学政治权力的研究

我国《高等教育法》中明确规定“高等学校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这是对我国高校内部民主管理与监督权利法律意义上的规定。《高教法》和1985年1月28日教育部与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颁布的《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可以看作是我国学者研究大学民主监督权利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两种研究路径：一是从高校民主管理制度的视角进行研究教代会的运行情况；二是从教代会这一组织视角研究高校民主管理问题。而后一种路径是主要的研究思路。围绕“教代会”(工会) 开展的大学民主监督权利研究主要涉及：教代会的职能、学校定位与法律地位、教代会与高校其他权力之间的关系、实施途径和运行机制等方面。主要观点是发挥教代会在高校民主管理中的作用很有必要，但目前教代会职能的发挥存在一定的障碍，制度建设和职能发挥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系统地对我国大学教代会问题进行研究的有郭卉博士和张安迎研究生等。郭卉博士从“权利—利益”视角对教代会作为大学教师表达利益诉求的一种制度安排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包括教代会形成过程、组织结构、政治功能等内容。张安迎研究生从法律和制度建设的视角对教代会进行了系统研究，包括教代会制度的概念、历史发展、法律性质以及对教代会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领导思想和法律制度层面对完善教代会制度提出建议。对于目前部分学校运行较为成功的“院 (系) 二级教代会制度”、“教代会代表巡视制度”、“教代会代表列席校长办公会制度”和“接待教代会代表日制度”四种制度创新模式，研究者认为还存在制度随意性强、持续性差等问题，必须通过制定《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法》、完善教代会代表选举制度、健全提案制度、构建长效工作机制及引入教代会学生观察员制度等推进教代会制度的法制化建设。对国外高校民主管理的研究主要是从学生参与学校事务管理角度的研究。

较早提出和专门研究大学政治权力问题的有鲍德里奇、伯顿·克拉克、阿切尔、鲍德里奇、伯恩鲍姆等。鲍德里奇认为大学中存在着很多可以当作政治系统来研究的组织，这些组织系统中的利益集团的动力和冲突与城市、州和其他政治环境中的利益集团的动力和冲突相似。鲍德里奇把高等院校作为一个政治系统研究，并提出大学的政治控制模式，认为政治文化背景会影响国家与大学的关系。伯恩鲍姆在《大学运行模式》著作中设想了大学的官僚组织模式和政党组织模式。在官僚组织模式中，大学的决策权力源于政府的授权和法规，被授权者必须对授权者负责，并因此形成从政府特许的权力到校长权力再到由校长授权的个人之间的一条“权力链”。在政党组织模式中，他强调由于大学组织中的决策权已经分散，学校被肢解成一个个特殊利益团体，每个团体都争夺在学校的影响力和资源，而资源的分配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他认为政治手段是解决这类争端的主要方法。从中可以看出，高校的政治权力主要是国家权力对于大学的影响，如法国曾经的督学、欧洲的学监等。

我国学者对高校政治权力研究还不多见，主要在近几年才开始出现。明确提出或者系统研究大学政治权力的学者有杨克瑞、李硕豪、秦惠民、林荣日、陈玉琨、戚业国、洪源渤等。杨克瑞认为，大学的政治权力是高校所有权人基于国家或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对高校决策所形成的影响力。他认为目前我国高校政治权力是高校管理研究的一个真空，需要加强研究，并提出了有关高校政治权力进一步研究的几个命题，包括高校政治权力基础的分析、政治权力的组织结构比较研究、高校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关系的研究、高校政治权力与决策机制以及高校政治权力的监督研究等命题。在其《政治权力与大学的发展：国际比较的视角》中，杨克瑞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对中世纪大学产生以来以及法国、德国、美国和苏联几国政治权力介入大学的历程进行了研究，认为高等教育政治权力是大学与政府关系的核心体现，市场机制是改革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基本动力。李硕豪将我国大学中的党委权力称为大学“政党权力”，认为大学党委通过构建校—院—系—室党支部委员会和学生支部委员会组成学校内部政党权力体系，加强对校工会、共青团、学生会、教代会等的政治领导和在师生中发展党员等形式，使党的权力意志在大学内部得以保障。李硕豪认为我国大学政党权力已经获得了大学内部雄厚的权力资源，包括领导决策权、监督保证权、干部管理权和意识形态控制权。研究认为只有通过社会政治体系、法律制度的不断改良和完善，才能确保党委权力和其他权力功效的正常发挥，提高治校效率。林荣日认为高校政党权力主要源于完善的政党组织体制，是一种独特的权力形式，一般有法律的确认和保障。研究认为我国高校的政党权力几乎介入了学校的所有事务，而要提高学校的管理效率，就必须从制度和法律层面予以规约。

可以看出，关于高校的政治权力西方学者主要从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即办学自主权的角度进行研究，而我国学者则主要从大学内部权力分配的角度进行研究。从研究的思路而言，有从政党权力研究大学政治权力的，如李硕豪、洪源渤等，也有从一般的政治权力研究高校内部政党权力的，如杨克瑞等，还有从教育政治学学科的角度对大学政治权力的研究，如周光礼等。

4．大学内部权力制约关系与监督研究

伯恩鲍姆是较早对大学内部权力运行制约机制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其提出的五种大学权力运行机制模式实际上也说明了几种主要的权力制约机制模式。如“学会组织模式”中权力主体之间的制约主要依靠的是“权威”和“信任感”。“院长”(校长) 通过个人魅力和专长权获得其他成员的“感激之情”和“信任”，而其他成员也以是否“信任”校长等方式保证了权力主体的“责任感”，以此形成对权力的约束。实际上是对道德文化制约权力机制的讨论。而其所提出的“官僚模式”则主要依靠严格的规章制度和规范的程序约束权力，是对程序和制度制约权力机制的讨论。大学权力运行的“政党模式”则是对基于分权和利益的“权力制约权力”机制的讨论。无政府组织模式与控制模式则是对文化制约权力机制的讨论。

约瑟夫·W．加伯利诺 (Joseph W. Garbarino) 对美国20世纪60—70年代高校教工会组建10年来的绩效及其对大学决策权影响的情况作了分析。研究认为对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程度实际上是很难判断的，教工会的完善也将是缓慢发展的过程。米歇尔·I．哈瑞森和易发莲·塔博瑞(Michael I. Harrison＆Ephraim Tabory) 对以色列高校的教工会和美国高校的教工会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教工会通过协议谈判 ( Contract negotiation)，甚至罢工的极端机制形式与校委会 (council) 就福利待遇等问题进行协商，以此形成对校委会权力的约束。道·威廉姆斯等 (Don Williams, William Gore, Charles Broches ＆ Cynthia Lostoski) 通过调查问卷研究了教师对于参与大学治理的不同认识。研究总结出教师联合会参与决策的三种模式，即“科层模式、自由松散模式和学院模式”。对于教师参与治理的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还是比较多的。类似的如金姆·卡梅隆 (Kim Cameron) 对教师联合会与大学管理组织绩效的研究是属于对“权利制约权力”机制的研究。如朱莉·罗兰兹 (Julie Rowlands) 以文献综述的形式对澳大利亚及国际范围内高校学术委员会在大学治理中的地位变化的综述研究。研究认为仅依靠风险管理与责任机制约束治理权力是不够的。作者建议通过稽查责任机制 (audit-driven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确保学术委员会在制定学术标准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方面的支配地位，认为这是完善治理机制的关键。

埃伦伯格 (Ronald G. Ehrenberg) 对美国公私立高校董事会的研究，基本属于对社会权利制约权力机制的研究范畴。美国高校也存在董事会主席与校长之间的权责范围争议问题。这一问题也是大学治理研究成果增多的一个原因。而“共同治理”是对其研究的主要结论。

鲍德里奇通过对300个样本学校，5个行政部门领导和17000名教师成员的调查，从大学特色、学院自治、集体谈判等维度分析研究了美国大学的治理模式。研究认为师生参与大学治理的概率有所下降，即集体谈判机制和学术自治趋于弱化。因此，诉求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均衡治理的权力制约权力机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学者关注的主要内容。而对共同治理的诉求实际上隐含着对学术自治与教师控制大学的诉求，也是对以学术文化制约权力机制的现代诉求。如劳瑞· G．戈博 ( Larry G. Gerber) 也指出共同治理是教师参与学校治理的重要机制，是学术自由与教授治校 (Faculty Governance) 的价值诉求。有关文化制约权力机制的研究还有如鲍德里奇、卡普兰、马奇等学者的研究。

国内研究大学内部权力制约机制的成果还不多见。沈扬较早提出构建大学内部权力制约机制问题。指出高校权力制约机制的构建包括外部和内部双重制约机制：外部权力制约机制的构建包括“政策法规制约”、“宏观调控制约”和“督导评估制约”三种机制的构建。内部权力制约机制构建主要通过“校长明确办学指导思想”、“强化校党支部保证监督功能”、“健全教代会制度”和“建立责任约束制度”几种途径构建内部权力制约机制。

余白在《“校长不能个人说了算”质疑》一文中，从概念内涵、领导体制改革的目的、校长权力的性质、责任与专制权的关系几个维度对“校长不能个人说了算”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校长权力实际上是受来自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教代会和学校党组织等多方面的制约监督，但是监督的目的是预防权力失控和滥用，而不是将权力“卡死”。是较早讨论“一把手”权力制约问题的学者之一。

邢克超对法德两国高校的学术事务管理进行了比较研究。从学术绩效的角度提出必须建立有利于学术发展的内部管理机制。陈玉琨、戚业国认为我国高校内部权力制约机制主要由“党委和行政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制衡关系”以及“教代会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制衡关系”三者构成。也是较早直接讨论权力制约机制问题的学者。王卫星从“环境与活动控制、监督、评价”三个方面对学校内部财政、预算控制和权力风险预警几方面进行了讨论，并提出构建大学内部控制系统的模型。胡浩和李宝娣从目前高校领导干部监督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构建对高校领导干部监督的“教育警示机制、权力制约机制、联动协调机制和保障激励机制”几种内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类型。

田欣和张宝君指出由于对建立权力制约机制的认识、专职监管和监督的不足以及监控制度的不完善，目前我国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存在不规范，权力行使的随意性大等问题。根据存在的问题，田欣和张宝君提出应从“规范决策权、强化学术监督职责、营造学校监督氛围”几方面构建权力运行监督机制。

刘克利则是从“校—院”两级管理的视角，对大学内部纵向监督制约机制进行了讨论。指出“校—院”两级内部权力制约机制应该从“制约机制”和“人员素质”两个向度构建：一是在学校层面建立针对学院权力的约束机制；二是在学院建立院务委员会制度；三是赋予学院教授委员会相应的学术权力；四是充分发挥二级教代会的作用；五是提高学院权力主体素质、优化学院行政和学术权力结构。以此建构内部权力制约机制。

刘献君在《论大学内部权力的制约机制》一文中对大学内部权力结构、权力关系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大学内部权力运行机制存在决策权力高度集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失衡、民主权利保障不足、人财物流动环节监督不严格以及程序制约意识不强等方面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从“分权、制度、程序、文化、权利”五个方面构建和完善大学的内部权力制约机制。

另外从大学章程和议事规则以及法学视角对大学权力制约机制相关问题研究的主要有孙雪芬、王立强的《现代学校章程建设》(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湛中乐的《大学章程精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和《通过章程的大学治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马陆亭、范文曜的《大学章程要素的国际比较》(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以上著作是关于大学章程建制的研究，是对以法规制度制约和规范大学内部权力制约机制研究成果。详细内容不再介绍。还有一些博士论文研究成果，如米俊魁的《大学章程价值研究》(华中科技大学，2005年)、方文晖的《我国大学章程制定路径研究》(南京大学，2011年)、朱家德的《权力的规制：大学章程的历史流变与当代形态》(华中科技大学，2011年)等。另外，还有一些从高校权力腐败及预防的视角对大学内部权力制约机制问题进行的研究。

三 几点认识

通过对大学权力制约相关议题研究的梳理，主要有以下两点认识：

(1) 大学权力是权力制约机制的基本要素之一，对大学内部权力的认识和把握是研究大学权力制约机制的前提。只有确定大学内部权力的构成及权力之间的关系体系，才可能确定维系权力制约关系的具体运行机制。根据文献梳理，我们发现有关大学内部权力的观点，有一元论权力观、二元权力观、三元权力观、四元权力观和多元权力观。伯顿·克拉克是典型的学术权力“一元论”大学内部权力观持有者。国内持学术权力“一元论”的学者有张维迎、韩水法等。科尔森较早提出大学权力结构二重性，即科层管理结构与专业权力结构，认同这一观点的学者有伯恩鲍姆、刘献君、钟秉林、王英杰、眭依凡等。持三元权力观的学者有李硕豪、毕先顺、费坚和巫丽君、刘士民等。持四元权力观的国内学者有林荣日、秦惠民0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主要从利益相关者视角讨论大学的内部权力，主要集中讨论权力制约权力机制的绩效和社会权利制约权力机制的绩效问题。

(2) 大学治理结构中的权力关系主要是指权力主体之间的权责配置关系，是权力制约机制的另一构成要素，而权力制约机制是权力关系得以维持和正常运行的具体手段和联系方式。伯顿·克拉克在《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中根据各国高教系统权力主体的不同关系构型，归纳提出了四种权力运行制约模式。伯恩鲍姆在《大学权力运行模式》中提出了五种权力运行制约模式。国内学者主要是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二元权力结构关系的讨论中寻求大学权力制约均衡化的路径。对权力关系的认识是研究和完善大学内部权力制约机制的又一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