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时间观照下的日常化书写

对于诗人们来说，日记体的写作在时间意识的凸显上虽然有“史”的特色，但他们大多并非出于将诗写成“诗史”或“史诗”的目的。在创作上极具家国情怀的杜甫和陆游，他们的“诗史”类作品往往很少标明年月日，标明了日期的诗歌作品，多数是写观花、泛舟、赏月、刮风下雨、种稻收豆、季候变化等记录日常生活的平凡琐细之事。明人贺复徵认为日记“正以琐屑毕备为妙”, “琐屑毕备”指出了日记在题材上区别于家国书写等宏大叙事的不同，但如何才能有文学之“妙”？这是日记与日记体诗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众所周知，宋诗具有日常化、生活化、琐细化的典型特色，那么，宋代的日记体诗如何区分于一般性的宋诗？在宋诗这一典型特色的形成过程中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事实上，题材的日常化确实是日记体诗的重要特色，因而正是奠定宋诗日常化特色的重要基础；但数量众多的日记体诗如果只是庸凡俗事的枯燥记录和琐细题材的重复书写，其诗歌史价值也就不值一提了。韩淲在十一月的最后一天写了首诗，描写了冬日雪霜路滑、柴扉冷清的景象，最后两句说：“不知诗在否，诗亦费心思。”（《十一月晦》）颇为幽默地表现出自己对于日常之中的“诗”和“诗意”的寻找。确乎如此。对于日常生活的书写是日记体诗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如何才能体现出日记体诗的独特之“妙”，这是需要诗人费思量的。

日记体诗以时间观照为根本特色，其日常化书写区别于一般宋诗之处也正在于这种时间观照，因而常常独有奇趣。如前所述，不同于诗中常见的季节性书写，日记体诗在时间的表述上是以日期为单位。诗人对于时间和季节的感受因此更加细腻，一些习见的题材便能别开生面。例如表现季节轮转。春去秋来，往往引发诗人无限感慨，或恋春，或悲秋，“送春”“秋兴”一类诗不胜枚举。如“残阳寂寞东城去，惆怅春风落尽花”（武元衡《崔敷叹春物将谢恨不同览时余方为事牵束及往寻不遇题之留赠》）, “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李商隐《暮秋独游曲江》），大体是在季节转换时以物候变化写出伤春悲秋之情。日记体诗则细化到日，并由此生发出新意。如宋代日记体诗中颇多三月晦日诗。在传统历法中，三月结束就意味着春天结束，所以三月晦日诗也多是表达惜春伤春之意，但诗人往往从晦日作为春天最后一日的象征意义切入，便有了不一样的表达。如以下几首同题（或近似同题）诗：

倏忽韶光第九旬，无花何处觅残春。长绳万尺非难具，谁与天边绊日轮。

（宋祁《三月晦日送春》）

春光九十更三旬，暗准三旬赚杀人。未到晓钟君莫喜，暮钟声里已无春。

（杨万里《三月晦日》）

九十风光能有几，东风遽作远行人。樽前莫惜今朝醉，明日莺声不是春。

（真山民《三月晦日》）

惜春恋春之意自是显而易见，而如诗题所示，这些诗的独特表现在于，都将春光细分到旬与日，在这最后一旬的最后一日，感叹春的终将离去。而这种感叹，同样由时间性表达出来。“长绳”两句以“绊日轮”的想落天外和否定式表达，抒写了留不住时间、留不住春光的怅惘；“未到”两句反用贾岛“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三月晦日赠刘评事》）之句，以主观感觉中已无春意的“暮钟”，提前否定了代表春尽的“晓钟”。真山民之诗则用明日、今日的隐性对照，以明日的莺声虽同、春光已远，写出时光无情逝去中的恋恋惜春之情。至于王十朋的长题诗《三月晦日与同舍送春于梅溪因诵贾阆仙诗云三月更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时有二十八人遂以齿序分韵》:“记得来时手自探，预知今日思难堪。树头绿暗莺如诉，地上红多蝶尚贪。此夜钟声那忍听，明朝酒盏可能酣。却因送别还惊我，老境如蚕已食三。”既是对贾岛诗意的展开表现，又因分韵赋诗，诗人以“老境如蚕已食三”的独特诗思，写出三月已尽、春光已尽之意。这种比年、季、月更加具体的“数日子”的写法在日记体诗中十分普遍。如赵蕃《二月十七日》“春今二月已强半，匆匆何方为羁绊”、李壁《六月十八日作》“三伏已过二，九夏欲宾秋”、陆游《六月晦日作》“长夏忽云过，徂年行且休”以及赵鼎《余去秋七月登舟逮此一年矣六月晦日午睡觉闻儿女辈相谓曰明朝又是秋风起推枕怅然走笔记之》“怅念征鸿一纸书，明朝江上秋风起”都以对时间的细心关注和细腻感受表达出人生之叹。

与每年都有春去夏来的季节轮转相似，风雨雷电的天象书写在日记体诗中也极为常见。陆游便有多首以“风雨大作”为题之诗，如《五月二十一日风雨大作》《十月二十八日夜风雨大作》《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大风雨中作（甲寅八月二十三日夜）》《七月十九日大风雨雷电》等。如不标明日期，诗题几不可区分。当然，日期的标示意义并不在于不同时间的气象记录，而是与诗歌内容的书写和艺术表现有关。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为例：

风卷江湖雨暗村，四山声作海涛翻。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第二首为人熟知，但将它独立出来，并不能代表陆游这类风雨诗的普遍特点，而需将两首诗结合起来。首先日期的标示说明这些诗往往是对当日天气的实录，也与诗中的写景状物直接相关。如“溪柴火软蛮毡暖”，明显是写冬景。其次，对于“风雨大作”的自然天象的描写是主体。如其一开篇两句便是对风雨之声的生动描写，也是其二“铁马冰河”的梦境得以形成的源头，而并非“风吹雨”这样简单的描写所能诱发。再次，作者由自然天象的描写又往往申发到个人和社会。对陆游个人来说，“我与狸奴不出门”与“铁马冰河入梦来”正代表了他晚年卜居生活的两个侧面，比我们所认知的概念化的“爱国诗人陆游”更为完整和真实。而在这些“风雨大作”诗中，陆游也常常关注社会民生：“老民愿忍须臾死，传檄方闻下百城”; “南邻更可念，布被冬未赎。明朝甑复空，母子相持哭”; “夫岂或使之，忧乃及躬耕。邻曲无人色，妇子泪纵横。”

这种写于同一日的组诗在日记体诗中十分普遍。相比陶渊明《饮酒》《归园田居》、阮籍《咏怀》、陈子昂《感遇》等组诗，其最大特色便是时间性的凸显以及由此而来的内容表现。如韩淲《四月二日》五首、吴芾《六月二十一日早行十六首》、许景衡《乙巳五月十八日沈元鼎招饭昭庆登白莲望湖楼泛舟过灵芝少憩孤山下七绝句》、张嵲《五月二十四日宿永睦将口香积院僧轩东望甚远满山皆松桧声三首》，等等。标题上日期的明确标示，将组诗内容的表现限定于一日之内的所见所感；同时，这类组诗最常采用的绝句体裁，也为“琐屑毕备”的日记式书写提供了恰当的形式。如吴芾《六月二十一日早行十六首》，与纪行类日记十分相似，在一日之中，从四更早行到白日所遇骄阳疏雨、蛙鸣蝉噪，再到返家后的烛下话旧，时间线索十分清晰。不过，这种联章体并非日记体组诗的典型形态，后者在内容表现上往往更为随意自由，也更能体现“日记”之特色。

如果说日常生活的书写典型地体现了宋诗的平淡风格，这一点在日记体诗中亦是如此；相较而言，以记梦诗为代表的题材类型则常常突破平淡，表现出宋人对奇幻、奇趣的某种追求，这也体现在日记体记梦诗中，而时间性的表现则同样是其独到之处。陆游一生创作记梦诗极多，远超清人赵翼所说“核计全集，共九十九首”，但就算以此数论，赵翼也认为“人生安得有如许梦！此必有诗无题，遂托之于梦耳”。这种看法有其道理，但它是一个永远无法得出“终极结论”的问题，只能说，日记体记梦诗为我们理解这一题材类型提供了某种视角。综观宋人记梦诗的写作，有些标了日期，有些则没有，从内容上看，是否标示日期并未形成区分判断的强有力标准，但从读者的接受来说，日期的标示加强了“纪实”色彩，从而凸显了“实”与“幻”、“平”与“奇”之间的张力。这些日记体的记梦诗，既有对日常生活的诗意表现，更以题材之奇、笔法之奇、风格之奇，形成对庸常生活的悖反。“梦”，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现实生活的种种；也如桃花源的洞口，通向诗人的理想之境。

如交游是文人日常生活书写中的常见题材，自然也成为记梦诗的重要内容。梅尧臣《至和元年四月二十日夜梦蔡紫微君谟同在阁下食樱桃蔡云与君及此再食矣梦中感而有赋觉而录之》诗曰：“朱樱再食双盘日，紫禁重颁四月时。滉朗天开云雾阁，依稀身在凤皇池。味兼羊酪何由敌，豉下莼羹不足宜。原庙荐来应已久，黄莺犹在最深枝。”诗中“黄莺”“朱樱”以及关于“四月”的表述，都跟标题的时间直接呼应。不过，这种过于“清醒”的梦反而不像真正的梦，相比起来，陆游《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的似实似幻更贴近一个真实的梦：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陆游此前有怀念前妻唐氏的《沈园》二首，诗中写道：“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又有《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刻小阕于石读之怅然》诗曰：“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禹寺》诗曰：“暮春之初光景奇，湖平山远最宜诗。尚余一恨无人会，不见蝉声满寺时。”在这些一再的咏叹背后，我们可以模糊地看到这个故事：四十多年前的春天，沈园的重逢，桥下的春波，桥上的倩影，以及壁上惆怅的题词。而这些记忆，在一个冬日的夜晚毫无征兆地闯入了诗人的梦乡：他又来到熟悉的沈园，见到熟悉的小桥、春波，然而，尘土覆壁，斯人长逝。所以这不是一个重逢的梦，而是在梦里清醒地表现了现实中的生离死别。对逝去爱人的深情，久已埋藏在诗人日常普通的生活之中，而十二月二日的一个梦，触发了这种深情，于是有了这两首“伤情”的悼亡诗。梅花的意象，在其他怀念唐氏的诗中并不曾出现，而是对诗题所示时间的呼应，这一混杂着今日现实投影和往昔记忆的梦境，有力地证明了此诗并非“托之于梦”。不过，陆游的许多记梦诗，如写收复的《甲午十一月十三夜梦右臂踊出一小剑长八九寸有光既觉犹微痛也》《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见城邑人物繁丽云西凉府也喜甚马上作长句未终篇而觉乃足成之》，写交游的《甲子岁十月二十四日夜半梦遇故人于山水间饮酒赋诗既觉仅能记一二乃追补之》《乙丑七月二十九日夜分梦一士友风度甚高一见如宿昔出诗文数纸语皆简淡可爱读未终而觉作长句记之》，内容的表现与诗题所示日期没有必然联系，但作者往往以时间、地点、人物的清晰呈现，以及绘声绘色的过程描写，煞有介事地表现出这梦的真实可信。

梅尧臣的《梦登河汉》（题注：六月二十九日）所示时间则别有意味。这是一首梦中游仙诗：

夜梦上河汉，星辰布其傍。位次稍能辨，罗列争光芒。自箕历牛女，与斗直相当。既悟到上天，百事应可详。其中有神官，张目如电光。玄衣乘苍虬，身佩水玉珰。丘蛇与穹鳖，盘结为纪纲。我心恐且怪，再拜忽祸殃。臣实居下土，不意涉此方。既得接威灵，敢问固不量。有牛岂不力，何惮使服箱？有女岂不工，何惮缝衣裳？有斗岂不柄，何惮挹酒浆？卷舌不得言，安用施穹苍？何彼东方箕，有恶务簸扬？唯识此五者，愿言无我忘。神官呼我前，告我无不臧。上天非汝知，何苦诘其常。岂惜尽告汝，于汝恐不祥。至如人间疑，汝敢问于王。扣头谢神官，臣言大为狂。骇汗忽尔觉，残灯荧空堂。

在以“平淡”著称的梅尧臣的诗作中，这首充满奇幻色彩的游仙记梦诗颇为异类。诗人梦见自己来到星罗棋布的九天之上，银河灿烂，群星闪烁。诗人看到了东方苍龙之一的箕星、牵牛星、织女星以及北斗七星；还看到了威严可怖的神官，他目光如电、着黑衣、乘苍虬、左右盘结着丘蛇与穹鳖。诗歌在对河汉进行描写之后，更多的其实是理性的议论。从“既悟到上天，百事应可详”的思虑，到面见神官之后，“我心恐且怪，再拜忽祸殃”的心理状态，以及其后不畏神灵、坚持发问的理性与执着，都表明梅尧臣这个“梦”的真实性颇为“可疑”。

事实上，这首作于庆历五年（1045）的诗，题注所示日期并非像一般日记体记梦诗一样体现记录意识，而是暗示着诗歌所写内容的政治隐喻性。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开始实施新政，然而一年多后便告失败。庆历五年（1045）的上半年，范仲淹、欧阳修等新政派相继被贬出朝廷。梅尧臣政治地位不显，但他与范、欧等新政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样一个奇异而理性的梦，正是通过日记体的时间书写而与现实勾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