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洋人的海浴場到公共海浴場

香港有優良的海灣，是現成的理想海浴場地，這亦省卻了興建及營運游泳池的費用，只需要把海濱上及水中的石頭搬走，以及興建更衣室和提供救生設施，便能把海濱改造成海浴場。在香港的英國人迅速地把他們熱愛海浴及水上運動的文化移植到香港，更組成俱樂部把同道中人組織起來，共同進行水上活動。香港最早的水上活動俱樂部是於1849年10月成立的域多利賽艇會（Victoria Regatta Club），其位於中環海旁（現大會堂位置）。顧名思義，此俱樂部的重點活動是賽艇。香港游泳會（Hong Kong Swimming Club）亦在稍後成立。到了1872年，賽艇會與游泳會等體育組織合併，易名為域多利遊樂會（Victoria Recreation Club，簡稱VRC），游泳為其中一項主要活動。(4)

港島中區的域多利遊樂會（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p. 251）

港島中區游泳場位置圖（根據香港地政署地圖重繪）

港島中區游泳場模型圖（潘淑華攝於赤柱美利樓）

然而這些水上活動組織的成員均是西籍人士，華人及其他亞洲人不能享用其設施，例如香港游泳會於1866年在中區海旁建成會員專用的游泳場，英文稱作swimming bath或bath-house（因而一些香港華人稱之為「浴池」），當時游泳會的會員有一百六十人，全是歐美籍人士，每人每年繳納會員費十元，便可享用游泳場設施。率先對香港游泳會這種充滿種族歧視的政策表達不滿的並非華人，而是一名居於香港的印度人。他於1870年3月去信《孖剌西報》（Hong Kong Daily Press）投訴，並署名為「非生於歐美的人」（One who is neither European nor American born），以強調他所受的不公平待遇源於其種族身份。在信中，這位印度籍人士指游泳場是建於由香港政府撥出的官地上，而在開幕時，港督亦公開宣稱游泳場供大眾享用，因此，把非歐美籍人士拒於門外並不合理。然而，這位印度人的投訴並沒有得到回應。西籍人士反而不時指控一些中國苦力及低下階層的巴斯人（Parsees）經常於游泳場附近的海旁流連，有損市容，希望政府能規管這些「僕人階級」，以免這批在社會中「最沒有體面」的人佔據及玷污他們認為理所當然屬於西籍人士的城市中心地帶。(5)這種白人的種族優越感在十九世紀極為普遍，香港的西籍人士自然也深受這種觀念影響。由此亦可反映在香港殖民時期，西方殖民者並沒有打算以其體育文化「同化」被殖民者，反而是以此強化其種族隔離政策。

二十世紀初，香港政府開始鼓勵海浴，開闢海浴場成為政府其中一項重要的康樂文化事務。立法局英籍議員的推動，起了重要的作用。可是，政府的海浴政策常常與城市及商業的發展政策互相矛盾，因此，政府一方面在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催促下不得不增加海浴設施，另一方面又因為需要增強海港的貨運功能或為了得到更多土地，而不斷開展填海工程，或把海濱售予商人。結果，謀取商業利益與維護海浴場發展之間，經常矛盾重重，多次令支持海浴者感到不滿。下文會提到立法局議員如何向政府施壓，發展海浴設施。

早在1912年，立法局議員愛德華．奧士邦（Edward Osborne）已在立法局會議中倡議建築公共海浴場。這位來自「香港九龍碼頭及貨倉有限公司」（Hong Kong and Kowloon Wharf and Godown Co.）的「大班」，指出為市民提供康樂設施是現代政府管治的其中一項重要原則，而在香港，海浴無疑是悠長炎夏中最合適的康樂活動。上流階層可以租賃船隻到偏遠的海灣海浴，但普羅市民是負擔不起的。他認為香港政府有責任在公共交通工具可到達的地方提供海浴設施，讓大眾亦能享受海浴的樂趣。

其實當時在香港島西北部的堅尼地城已慢慢開發成海浴場，奧士邦認為北角一帶同樣是理想的海浴地點，故要求政府撥出公帑在此地開闢另一海浴場。他的動議得到另一名英籍非官守議員、來自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大班羅斯（C. H. Ross）和議。港島北岸為殖民政府發展香港的重心，1888年已逐步有電車連接北岸各區域，包括西端的堅尼地城及東部的北角。(6)同時，這兩個地方位於城市中心外圍，人口及建築物遠不如中、上環及銅鑼灣般密集，因此是營建海浴場較理想的地點。

為何這些立法局議員會開始關心市民的康樂活動呢？這應與香港於1894年爆發鼠疫引起公眾關注公共衛生有密切的關係。這場在一年內奪去二千多名香港市民生命的疫症，首先在華人人口密集的上環太平山區爆發，當時無論中西醫學均對鼠疫一無所知，亦不了解此疫症其實是由鼠類身上染有病菌的跳蚤所傳染（一直到1897年，跳蚤傳播鼠疫的說法才確立）。香港政府及一些西籍人士遂把疫症歸咎於華人不衛生及擠迫的居住環境。最後，政府清拆太平山區，重建符合公共衛生法例的房屋，並在當地興建卜公花園，認為公共休憩場所有助改善公共衛生及大眾的健康。

我們可以估計，這種始於十九世紀末對大眾身體的關注，對二十世紀初建設公共海浴場的構想有一定的影響，這亦促使立法局內的英籍非官守議員援引英國本土的概念，認為為民眾提供海浴及康樂設施是政府的責任。若然如此，為何扮演主導角色的是立法局非官守議員而非香港政府呢？我們可以這樣理解：盡量減省公共開支是主導政府政策的重要思維，因此，縱然政府有推廣公共衛生政策的構想，若非面對強烈的公眾壓力，政府大多不願意撥出額外資源處理非急切的問題。

立法局華人議員對發展海浴場的取態又是如何呢？1912年，立法局有兩名華人非官守議員，分別是何啟（1859-1914）及韋玉（又名韋寶珊，1849-1921）。何啟擁有法律及醫學學位，在香港一直積極推動醫療培訓，韋玉則是英資有利銀行（Mercantile Bank）的買辦。他們早年皆留學英國，雖然並不知道他們是否熱愛海浴，但他們對海浴文化定必不會陌生。二人並沒有就此動議發言，似乎他們對推動海浴場並非抱持非常積極的態度，但他們均投票支持奧士邦的動議。最後，立法局全體議員通過動議。(7)這促使政府撥款支持在香港島北岸的東西兩端開闢海浴場，包括東面的北角和西面的堅尼地城。

在海濱營造海浴場，工程並不複雜，首先把海灘上的石塊移走，然後興建更衣棚和沖洗間，供泳客海浴後沖洗身體。根據《德臣西報》（China Mail）於1920年的報導，北角海浴場是由一位香港華籍富商出資移走石頭的，這反映海浴風氣已在香港華人間萌芽，以及政府撥款興建海浴場的遲緩態度。其後在立法局議員的要求下，政府在北角泳灘興建一座竹橋，讓泳客可在潮退時以竹橋到較深水處游泳；在潮漲時，竹橋又可當作跳水板使用。政府亦訂定規則保護沙灘，例如禁止船隻於泳季在泳灘傾倒沙石。

1920年，北角海浴場收取一角入場費（軍人及水手免入場費）。當時《德臣西報》一個月的訂閱價為三元，換言之，一角錢大約是購買一份報章的價錢，這對一般人來說並不算是高昂的負擔。而堅尼地城海浴場更是免收入場費，這使游泳迅速普及，不少華人也加入了游泳的行列，這亦為1920年代香港各個華人游泳會的成立與發展埋下重要的伏筆。根據1920年的統計，逾三萬九千人次到北角的泳灘游泳，當中約一萬四千人次為中國人；到堅尼地城海浴場的泳客則約二萬五千人次，當中逾一萬六千人次為中國人。從右頁及後頁的表可看到由1918至1920年各族裔泳客的具體數字。(8)

1928年，一群童軍在新界露營，並把營地附近的水池改造成臨時游泳池（高添強提供）

北角泳灘全年泳客人次

堅尼地城泳灘全年泳客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