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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
一 理论概述
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我们实施言语行为的本质就是交际者借助话语传达交际意图或交际目的。奥斯汀奠定的言语行为理论,将话语句型进行了分类,包括了自然语言的全部句型。这为语用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言语行为理论最初源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奥斯汀在哈佛大学作的关于《如何以言行事》的系列讲座的讲稿。他在论述中提出将语言使用作为一种行为来看待的观点,从而打破并颠覆了传统的“逻辑—语义的真值条件是语言理解的中心”的思想,进而创立了言语行为理论。该理论的形成发展和成熟完善经历了以下过程:首先,解决了言语行为理论之前的两千多年中,关于命题真假值在西方哲学界从未真正得以解决的难题。其次,开创了西方哲学从抽象命题转向陈述句命题的研究。奥斯汀当时所在的时期,正好是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的鼎盛时期。那时哲学界的学者们都认为,一个句子,原则上能够被验证是真还是假,才是有意义的。20世纪50年代末,人们的交际行为不仅仅是构词造句,更重要的是利用语言来完成各种各样的“成事行为”,即“说话就是做事”。这也就是说,说话也是一种行为方式,语言不单单是用来描写和陈述我们周围的客观世界,而且还可以用来指示或实施某种行为。奥斯汀用了大量的言语行为实例证明了逻辑实证观点的不正确性和言语行为的事实存在性,其结果是有不少陈述句确无真假值,但确实有意义。
二 施为句和述谓句
奥斯汀(1962:1)试图把句子分为两类,“施为句”和“述谓句”。我们可以从例2-1和2-2中加以理解:
例2-1
我往澡盆里注水。(述谓句)
例2-2
我警告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施为句)
奥斯汀(1962:2—3)命名的“述谓句”是可以用于描述人和物;或者用于阐述观点,以及其他功能;还可以用于真伪验证。它与常用的“陈述句”有区别,即它不是仅仅用于“描述”事物,还包含更多的外延意义;如断言、报道、阐述等。“施为句”无关真伪,只有恰当与否之分;施为句就是在做事,即实施行为,所以叫“施为句”。奥斯汀是个严于自我检讨和自我否定的学者。他在之后的讲座中(奥斯汀1962:67)表明:即使把所有可能的标准列出来,也不能把施为句和述谓句区别开来;因为同一个表达法,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用这两种话语来说。例2-3,既可能说成例2-3a,也可能说成例2-3b。
例2-3
我会带你去旅游。
例2-3a
我保证会带你去旅游。(施为句)
例2-3b
我说过会带你去旅游。(述谓句)
例2-3字面意义是个述谓句,但在具体语境中说话人的意图可能是“承诺”,也可能是“保证”;也即说它也可能是施为句。奥斯汀(1962:69)把这类施为句叫“基本施为句”,把带有施为动词的,叫“显性施为句”。再则,不仅述谓句可能有真伪之分,施为句也有真伪之分。例2-3a里的保证,如果男朋友已经跟女朋友说了几次都没兑现,他一说这话“我保证会带你去旅游”,女朋友就知道是假的。同时,不仅施为句可能有恰当与否之分,述谓句也有恰当与否之分。例2-3b中,如果是三岁小孩跟奶奶说“我说过会带你去旅游”很明显不恰当,只能是一个笑话。如果小王当着女朋友的面跟女友说“我说过会带你去旅游”也为不恰当。经过一番检讨以后,奥斯汀(1962:91)申明区分二者的标准是不成立的,有必要重新考虑话语的分类问题。
三 奥斯汀的完整言语行为说和三分法
奥斯汀(1962:92—94)没有对“完整言语行为”下明确的定义,但从他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明白他的完整言语行为的理论基础,确定了我们所研究的言语行为是人们在一个真实且完整的言语交际环境中,所实施的全部行为。奥斯汀所谓的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并不仅仅指一个说话人在一个言语交际环境中所说话语的全部叠加,而是指构成和理解一个言语行为所有要用到的必要因素。一个完整的言语交际环境,当然也必须是让一个完整言语行为存在且依赖的全部相关和必备的语境要素。
奥斯汀虽然没有明确界定何种言语行为是所谓的完整的言语行为,但他(奥斯汀1962:94—97)采用抽象法,指出“说话行为”包含“发声行为”“发音行为”和“表意行为”等三种行为。发声行为指发出声音;发音行为指发出某种语言的词汇和符合该语言语法结构的句子;表意行为则是在语境中发出的有意思有所指的话语。然后,奥斯汀(1962:98—108)又从“说话行为”出发,论述了“说话”作为“行事”,会产生的另两种行为:“施为行为”和“取效行为”。前三种和后三种分类都是他“完整的言语行为”的内容。值得指出的是,奥斯汀的抽象法并非把完整的言语行为分割成明确、独立的三个部分,然后把其中一部分再分成三类;而是依据话语层次或交际语境的不同,整体地观察、分析和表达某一事物和其相关现象;再则,被抽象出来的各个行为之间的关系不是组合关系,而是蕴含关系。
奥斯汀的完整言语行为理论还强调,在某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中,说话人一般不会仅简单地表达某个语言单位的静态语言意义;而听话人要通过一系列的理解、选择,最终推断说话人的实际意图及其真正实施某一言语行为所要达到的结果。仅单一理解话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或话语的字面意思,是不能实施和完成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的。
关于三分法中的取效行为,研究者们关注较少;但有不少学者在概念上颇有偏差。一是把三种行为翻译为“说话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由此把最后产生效果的行为看做了“言后”发生的行为。但其实三个行为是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是同时发生的。奥斯汀(1962:108)指出:说话人通过说话行为实施施为行为,也由此而实施另外一种行为(取效行为);说话,常常会,甚至通常都会产生某种效果。由此,不难理解,说话行为产生施为行为和取效行为;也就是说,话说完了,三种行为同时都完成了。有人解释三种行为:“请把门打开”是说话行为;说话人“请求”听话人把门打开,是言外行为;听话人去把门打开了,是言后行为。这是误导。
另有一种说法,取效行为是会话双方“合为”完成的,笔者恐怕难以苟同。如上述,在说话完成后,三种行为就完成了;所以取效行为是说话人一人完成的,不涉及听话人。奥斯汀(1962:104—106)强调三种行为具有“企图”(attempt)与“达成”(achievement)的区别性特点,而取效行为尤其突出。他指出,在很多会话中,说话人“企图”对听话人实施某种效果,但不一定能达到那个效果;“企图”和“达成”是不同可能性的两个方面。取效行为不能确定结果是什么;结果可能仅仅是一个企图,也可能达成了某个效果。所以,听话人在听完话以后采取什么行动不是取效行为本身的行为。
由于两分法(述谓句和施为句)的不可能性,导致奥斯汀(1962:94)重新考虑言语行为的分类。他用了一整章(奥斯汀,1962:101—108)的篇幅,集中论述了言语行为三分法;把言语行为分为“说话行为”“施为行为”和“取效行为”。说话行为指说话人在特定的交际语境中说出的语音正确且有意义有所指的话语;施为行为是实施“语力”,表达说话人交际意图(如命令、警告、请求等);取效行为指通过前两种行为对听话人产生结果、影响或变化。
根据奥斯汀的言语行为观点,实施说话行为,同时也在实施施为行为,并产生影响或结果。如何根据说话行为来确定施为行为,最终达到或实现取效行为呢?在言语行为的实施过程中,说话人常常要靠具体的交际语境(比如话语时间、话语地点、话语对象、谈论话题等)来确定三种言语行为的关系及其效果。也就是说,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的意思是通过直接的言语行为方式还是间接的言语行为方式来表达或实施的,听话人需要根据对方发话的动态的交际语境才能真正判断,并最终做出有可能得体的决定或准确的选择。
日常交际中,说话行为和取效行为是比较显而易见的,而最难理解的并能体现语言复杂性的便是施为行为。在奥斯汀的三种言语行为里面,他其实最重视的还是施为行为。在其关于言语行为论述之中,他也多偏向于论述和强化施为行为。